經濟理性與人文理性的相互調適
2014年12月25日

——對深圳文化30年發展的一種解釋
楊立青
 
 
  深圳經濟特區30年的發展史,也是深圳作為一座城市的發展史,更是深圳城市文化的發展史。本文從中國當代的社會轉型及其世俗化進程的背景出發,討論了經濟理性與人文理性的相互調適關系,著眼于城市文化的發生和成長邏輯,以此為深圳城市文化30年發展提供一種解釋。
 
  一、中國當代的社會轉型及其世俗化進程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兩大陣營的“冷戰”對峙、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分裂等宏觀國際環境,決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客觀上只能依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模式來進行。盡管在社會主義建設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經典社會主義體制本身存在的“短缺經濟”等問題,[1]尤其是國家決策的重大失誤以及國家政治生活的嚴重不正常,導致了“大躍進”、“文革”等破壞性極大的歷史事件的接連發生,不僅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人民生活極度貧困,而且動搖了對社會主義體制的信心,致使黨的執政合法性面臨空前危機。
正是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敗所導致的政治危機,直接促使了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重新啟動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說是“重新啟動”,是因為從中國近代史來看,如果從《南京條約》逼中國開放算起,中國已有160年的改革開放史。[2]但與之前的“被迫開放”相比,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是“主動性”的,是基于國家主權完整和“獨立自主”的改革開放。這一“自主與開放的辯證法”,無疑是60年來中國成功經驗的歷史總結。[3]
新時期改革開放國家戰略的啟動和實施,無疑是中國近代以來社會轉型的又一重大歷史事件。而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的核心內容,主要體現于僵化的社會主義體制的變革和轉型,確立一種雅諾什·科爾奈所說的“改革體制”。[4]只不過與蘇聯東歐激進的休克療法相比,中國改革采取的是漸進的、部分的、增長的、連續的方式,即“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的實用主義哲學,意味著中國改革并不預設一個既定的目標和路徑,而是基于“解決問題”的現實態度,以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來化解黨的執政合法性危機和恢復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心。

  正是這種改革模式的不同,學界將前者稱為“轉型體制”,而將后者稱為“改革體制”。在秋風看來,兩者的最大區別在于“轉型體制”預設了“一個社會有一個追求”的基本目標,并致力于轉向自由憲政的基本制度框架,而“改革體制”則并不預設這樣一個既定的終極目標,把本來應具有立憲性質的政治過程日常化,而局限于經濟領域的改革基本上也是以經濟增長、效率優先為導向,其哲學基礎是現代物質主義和唯理主義,通過改進民眾的生活水平,解決各種社會問題,來化解民眾的政治訴求,導致了改革的技術化或者非政治化。[5]
但無論如何,“改革體制”的建立,卻無疑是推動中國當代社會轉型的根本性力量。這一轉型雖然是以經典社會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的調整為起點,但其突破點卻在經濟領域,尤其是來自地方的市場化經濟改革試點。事實上,無論是農村領域的對內改革(安徽小崗村),還是城市領域的對外開放(經濟特區),其共同特點都是從地方開始找到突破口的。因此,中國當代的社會轉型是存在地區上的時空差異的,這種不同步的社會轉型,決定了改革開放先行區在其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先鋒角色。

  以深圳經濟特區為例,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急先鋒,深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市場化為經濟體制改革路向,并形成了一種不同于經典社會主義體制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各種經濟成分公平競爭、共同發展的多元化所有制結構。這種所有制結構本身,在打破經典社會主義公有制“一統天下”局面和經濟調控的“命令—控制”模式的同時,也迫使特區政府必須實現協調機制由“官僚協調”向“市場協調”的根本轉變,[6]將市場化、效率化確立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路向,形成了以市場調節為主、計劃調節為輔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這一改革試驗不僅直接為中央1984年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和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經驗和模式借鑒,而且圍繞特區的市場化發展所引起的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論,導致了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的政治觀念嬗變,以及市場化條件下關于個人、自由、平等、效率等社會價值觀的改變,成為中國當代轉型的重要驅動力量。

  中國當代的社會轉型,當然體現在諸多方面,對其的觀察也存在多種角度。在我們看來,至少在社會效應上,這一轉型其實也是一個中國重新世俗化的社會進程。

  就人類近代史看,西方的世俗化進程是文藝復興以來逐漸確立的,其標志即人文主義的興起。西方人文主義是針對神權(教權)社會與宗教文化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從“天國”走向人間,從神權(教權)走向人權,世俗化正是其最為核心的表現。由于世俗化是“從社會的道德生活中排除宗教信仰、禮儀和共同感的過程”,在世俗化社會中,日常生活與社會制度都與宗教或準宗教的神圣價值與神圣禮儀相脫鉤,其合法性來自世俗的意識形態與法律規范,而不是宗教倫理。因此,在西方,世俗化的核心是解神圣化,即韋伯所謂的“祛魅”。在其中,作為宗教偶像崇拜之對立物的科學理性精神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由于世俗化為世俗生活提供了新的合法化依據,因而民間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不再與一種神圣的精神價值相關聯,人們不再到生活之外去尋找生活的合法化依據。社會活動的規范也脫離了宗教的源頭,由法律取而代之,世俗政治與意識形態問題是大眾參與討論的而不是由教會壟斷的。這樣宗教就不再是公共生活中的普遍性的規范,而成了個體的精神信仰。這是西方現代性的核心內容之一。[7]

  與之相比,中國由于不具備西方的社會基礎,更由于中國歷史上“實用理性”的高度發達,世俗化可以說一直是中國社會的內在特征。實際上,對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來說,相對于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它無疑是世俗的(具有關注人間而忽視天國的世俗精神),是實用理性(即李澤厚所說的“實踐理性”)主導的,當然同時也是“重義輕利”的倫理主義的。在此意義上,討論當代中國的世俗化進程,其針對或消解的不是典型的宗教神權,而是準宗教性的集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于一身的社會體制、教條化的成規與國家意識形態。中國當代的世俗化,從社會轉型的角度來看,在80年代基本上是觀念轉型,或社會轉型還停留在思想意識的層次,到90年代則進入了實踐的層次、物質的層次,其顯著特點是80年代對于計劃體制及相關意識形態的批判與否定,到了90年代被“拆解”,其中一部分因“不爭論”政策而懸置,另一部分則落實為市場化的經濟文化發展方向與世俗化的大眾生活價值取向。[8]可以說,社會生活中的世俗化取向,是與上面論及的“改革體制”的特征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的。

  而隨著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興起和快速發展,一個以市場化、商業化為內在驅力的世俗化時代正在到來,其標志就在于“經濟理性”的集中爆發和蓬勃發展。
 
  二、世俗化進程中的經濟理性和人文理性
 
  在西方,關于人的原罪或“惡”的預設,構成了其思想和制度史發展的根本參照。與此相應地,基于人天生具有自利傾向的“理性人假設”,則構成了西方近代以來經濟學發展的一個最基本、也最經典的理論前提。
在斯密看來,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一切經濟現象都根源于人的利己主義本性。按照這種假設,人是通過深思熟慮的權衡和計算來追求最大利益的人,而“這種私利就其狹義而言是由預測或預期的純財富狀況來衡量的”,西尼爾因此把人的自利動機概括為財富的最大化,“每個人都希望以盡可能少的犧牲取得更多的財富”。穆勒據此提煉出了“理性人假設”概念,指出“理性人”是對經濟生活中的一般人的抽象,它有兩大特征:一是自私,即人們的行為動機是趨利避害,是利己的;二是完全理性,即每個人都能夠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來對其所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優化選擇。也就是說,所謂“理性人”就是會計算、有創造性、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9]可以說,這種“理性人假設”也構成了我們討論“經濟理性”的一個基礎。

  在經典社會主義體制下,發達資本主義意義的“經濟理性”無疑是相對闕如的。這首先當然與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集體主義方法論緊密相關。眾所周知,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是個人主義,關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預設,以及由此發展起來的“理性人假設”即為證明。而在經典社會主義體制中,基于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人不應該是自私的,不應追求以物質財富為中心的個人利益,而應追求集體的幸福和人類的解放。由此出發,個人物質生活條件的匱乏也就是可以忍受的,因為為社會和國家的集體幸福而奮斗是個更值得追求的價值目標。因此,在經典社會主義體制下,盡管由于“短缺經濟”的長期存在,使得個人欲望難以滿足由客觀環境所決定,但上述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也有效地壓抑了個人欲望的滋長。這種“經濟理性”的闕如,最終導致了計劃經濟和社會運轉的“效率”的長期低下。以國有企業為例,由于其運轉不是以市場信號、而是以計劃指令為指揮棒,既不能根據市場價格及時調整生產和銷售,也難以貫徹成本—收益的經濟核算原則,加上在補貼、稅收、信貸和價格管制等領域的“軟預算約束”,導致了國有企業運行的最終無效率。[10]
然而,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特別是伴隨經濟領域以市場化為路向的體制改革,經濟理性開始在全國范圍內獲得集中爆發和蓬勃發展。一方面,在經濟發展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的確立,使得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成為全國的頭等大事,不僅在實踐層面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而且在理論層面也促使了經濟學成為中國的當代顯學(經濟學帝國主義),來自西方的各種經濟學理論和市場經濟原則也開始深入人心,“理性人假設”也因此成為國人學習和借鑒西方的“重大收獲”。另一方面,在社會生活中,由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不是以往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經典社會主義政治意識形態控制也隨著經濟改革實踐層面的推動而出現了松動、調整和弱化,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開始獲得滋長,曾經被嚴重壓抑的物質欲望獲得了空前的釋放和追逐,其歷史正當性和現實合法性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確認。而其中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是80年代發生在深圳經濟特區的“蛇口風波”。

  1988年1月13日,在蛇口工業區招商大廈舉行了一場“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三位專家分別是當時人氣極旺的思想教育權威李燕杰、曲嘯、彭清一。在座談會上,三位專家與蛇口青年在創業、淘金、利益、為個人或為社會等問題發生了價值沖突,通過媒體傳播,在海內外掀起一場有關新時期青年思想的大爭論,史稱“蛇口風波”。

  在當時,“蛇口風波”被視為中國的開放改革律動在思想領域的某種信號。用蛇口一青年反駁思想權威的話說就是:“創業和淘金,為自己打算和為社會考慮,這些東西在人身上是交織在一起的……在一個人身上,為自己、為別人、為社會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況下怎樣調整等,說不清楚。”也就是說,這一信號其實暗含了這樣一種歷史信息,即“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即便說不清楚,但也開始由餛飩走向區隔和疏離。這顯然是一種價值的悄然轉化,即個人追求財富(淘金)本身是無可厚非的,它不僅具有歷史的正當性,而且也具有現實的合法性。有意思的是,這種價值訴求在當時無疑會受到巨大的社會、政治壓力,但事件最后不了了之,卻顯示了它在當時已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它受到了80年代逐漸確立的“改革體制”的潛在支持。由于“改革體制”基本上是以經濟增長、效率優先為目標導向的,試圖通過改進民眾的生活水平,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從而化解民眾的政治訴求。這一技術化或非政治化的改革路向,對個人的物質利益追求無疑是默許的。

  “蛇口風波”發生在改革開放前沿陣地深圳,不是偶然的。它說明了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必然與社會價值的歷史性轉換相伴隨。因此,“蛇口風波”無疑具有全國性的普泛意義。在我們看來,蛇口青年對個人利益追求的辯護,其實也是對基于經濟理性的個人合法性的辯護和對催生個人經濟理性的市場社會的捍衛。從社會轉型的角度看,經濟理性的發達,也是當代中國世俗化進程的一個里程碑。尤其是以歷史主義的眼光觀之,經濟理性的興起所推動的世俗化進程,凸顯出大眾對于日常生活幸福本身的強烈欲求,凸顯出經濟、文化活動“解神圣化”以后的多元化、商品化與消費化的趨勢,以及相應的對人的世俗欲望的肯定。此外,它也是中國現代化與社會轉型的必要前提:如果沒有80年代對于準宗教化的政治文化、個人迷信的神圣光環的充分解除,改革開放的歷史成果是不可思議的。[11]

  然而,對個人的經濟理性、對個人的欲望和世俗精神過于肯定和強調,卻也導致了另外一種危險,這就是工具理性的過分發達和價值(人文)理性的歷史性弱化。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濟理性的發達,一方面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動力和體現,另一方面也導致了中國當代價值秩序的轉變和重組,甚至引發了社會價值體系的混亂。對這種社會價值轉型的文化反應,首先集中體現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人文精神”討論中。

  自1993年開始,以上海學者為主在《上海文學》、《讀書》等雜志上發起了關于“人文精神”的大討論。直至90年代后期,這個話題依然被繼續關注與討論著,如1995文壇上的“二王(王蒙與王彬彬)之爭”、現代人格精神、新理想主義、道德理想主義、新啟蒙、新理性等熱門話題,都與“人文精神”的討論直接有關。
今天來看,“人文精神”大討論發生在90年代是較容易理解的。經過80年代的改革開放,市場化、商業化和世俗化的觀念已經逐漸深入人心,而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無疑是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和中國社會世俗化、商業化程度不斷加深的又一標志。這一世俗化潮流在文化界的表現,就是被稱為“痞子文人”的王朔等人的大紅大紫、各種文化產業與大眾文化的興盛,以及文人下海、演員走穴等文化領域的商業化、文人的商人化傾向。這種傾向引起了人文知識分子的擔憂,認為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商業主義、消費主義、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形而下、工具理性的發展將有可能引發社會的道德淪喪、個人的信仰危機和“人文精神的失落”,因此應倡導人文精神和終極關懷(或終極價值)、形而上和價值(人文)理性,與上述道德、信仰危機相抗衡。[12]

  “人文精神”大討論本身無疑具有非常積極的當代價值,尤其是倡導者所揭示的轉型期人的靈魂饑渴、信仰危機、價值混亂問題,都極具歷史警醒意義。但其中也存在不少問題,如倡導者對相關概念的界定不清晰、過度的道德主義傾向等,而從知識論或方法論上而言,其最大問題則是將人文精神和世俗精神(或人文理性與經濟理性)對立化,使得對人文精神的理解,在知識和理論視野上都顯得過于單一化。

  事實上,正如前所述,西方人文主義的興起,首先是以一種世俗化的價值取向為向導的,人文化和世俗化是二位一體的。換言之,世俗化雖然同時會伴隨著諸多的負面價值(如過度的物質主義),卻以其工具理性層面的建構解決提高效率、講究經濟與商業規則等許多社會問題,而且世俗化本身并不必然意味著人類終極價值的失卻,相反,在世俗化進程中發展起來的人文主義對人的潛能的信心,對人的尊嚴、價值、幸福的維護、追求和關切,幾乎都是通過世俗化的途徑來予以實現的,如自由的政治理念、權利的法律保障和制度的社會建構等。因此,以經濟理性(工具理性)為核心內容的世俗化本身不僅是對神權(教權)文化的消解,同時也包含著新道德、新規范、新價值的建構。這一建構過程,同時也是人文(價值)理性的弘揚過程,如對人的個性和主體精神的高揚,對自由、平等的渴望,對理想、信仰和自我實現的執著,對人的生存狀態、人的命運和生活意義的探詢和關懷等。

  正是這種價值上的互通性,使得所謂經濟理性(偏重工具理性)與人文理性(偏重價值理性)這兩種價值向度,盡管時時會出現歷史的緊張,但也完全可以形成相互補充、相互調適的良性關系。
這一點,對個人如此,對一座城市發展而言,亦然。
 
  三、深圳文化30年:經濟理性與人文理性的相互調適
      
  作為一座年輕城市,深圳從一個改革開放的經濟特區發展成為一個欣欣向榮的特大型現代城市,只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就這樣一座特殊的城市而言,對它的觀察當然可有不同的角度。接下來我們主要從城市文化的發生學角度,著眼于城市作為一個有生命的主體,其生長的內在需求,探討經濟理性與人文理性的相互調適關系,以此來回顧深圳30年來的城市文化發展邏輯及其歷史。

  有意思的是,我們對深圳30年歷史的敘述,一般強調它作為“經濟特區”于1980年8月26日成立后的歷史,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深圳市”成立時間(1979年1月23日)早于“經濟特區”的事實。提出這一細節的意義,在于它揭示了兩種不完全相同的歷史敘述的可能性:一是作為經濟特區的深圳,二是作為城市的深圳。
對這兩個概念進行某種程度的區隔,是因為兩者具有不同的主體結構和功能特征。作為經濟特區,深圳肩負著為中國當代經濟改革和經濟轉型探索新路和為改革開放的政治路線提供合法性證明的政治任務;而作為城市,深圳的功能性擴張,顯然是基于城市本身(人群匯聚的容器)獨特的內在需求和生長邏輯。換言之,“特區”是僅就其經濟功能而言的,而城市則是一個人群的生產、生活的綜合性空間。當然,在經濟特區和城市之間,也存在著相互支撐、二位一體的緊密關聯,比如作為經濟特區要有效地發展外向型經濟,需要各種城市功能的相應配置,而城市功能的完善有利于營造更好的投資環境等等。這也許部分地解釋了“深圳市”早于“深圳經濟特區”成立的主要原因。可以說,特區與城市之間的內在張力,構成了推動深圳30年發展的重要力量。
對“作為經濟特區的深圳”和“作為城市的深圳”進行區分,其更大的意義在于它為我們觀察深圳提供了有效的分析視野或角度。作為經濟特區,深圳的發展被設定了某種意識形態的藩籬(不是政治或行政特區),因此,其根本任務是經濟領域的改革與發展,在其身上,經濟理性(工具理性)最為發達,也最為明顯。而作為城市,深圳在經濟之外的結構調整和功能擴張本身,則是為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人提供必需的功能服務,因此在其身上必然是經濟理性和人文理性并存。

  由此出發,我們也就對深圳特區的早期主政者梁湘等人的遠見投以敬佩的眼光。在經濟特區成立初期,深圳就大興土木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勒緊褲腰帶”也要把深圳大學等八大文化設施建起來的壯舉,顯然是從城市而不單純從經濟特區的角度來著手進行的。梁湘此舉的意義,就在于他認識到,隨著大量移民的涌入,深圳經濟特區將不再只具經濟意義,同時也是個文化的存在。從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來看,經濟和文化都構成了城市及其人群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文化需求作為深圳經濟特區的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西麗湖成立全國第一家賬篷歌舞廳時得到了最初體現:由于當時的港商白天忙著談生意,晚上不愿意回到香港,于是就有了唱歌、跳舞的文化休閑需求。同樣地,早期為打工群體提供唱卡拉OK舞臺的“大家樂”,其性質也大抵如此。

  從這個意義上,深圳的文化從一開始就是基于城市的基本需求而出現的,包括深圳較早形成的文化市場,在其早期基本上都處于一種自發的發展形態,因而很難說具有多高遠的人文理性和文化追求。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深圳的文化自覺意識開始覺醒,這種覺醒不僅基于八大文化設施在80年代后期相繼落成,也體現于在文化理論上的自覺,其標志即“特區文化”概念的提出。1986年文化部在廈門召開了全國文化戰略研討會,會議期間形成了一個理論熱點,即“特區文化”。這一深圳文化人提出來的概念,首先不在于深圳取得了多少文化業績,而在于深圳特區在發展過程中,希望不僅要經濟上“特”起來,文化上也“特”起來,在中國文化面臨變革的時代能在深圳看到一個新文化的輪廓。此后,在1993年文化部于海口召開的第一次經濟特區文化研討會上,“特區文化”的概念開始變為一個專有的文化類型,指的是一種先導性的文化,是一種跟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文化。到了1995年,文化部又在深圳召開了第二次經濟特區文化研討會,“特區文化”在這個會議上被正式確立下來,并被認為是中國一個正在成長、充滿希望的新文化的組成部分。[13]
盡管“特區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深圳文化自覺的最初體現,但這一“類型文化”概念本身也因其缺乏內在的統一性而引起了爭論。由于“特區文化”是與經濟特區聯系在一起的,基于經濟特區特有的含義,這一概念顯現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理性特征:特區文化的提出本身,正是基于“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等以市場、效率為核心的“深圳觀念”所代表的新的價值及其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從而被有效地整合進對經濟特區的文化想象中(中國改革開放新文化的一個代表)。

  然而,“特區文化”這一概念并沒有完全得到普及就被“深圳文化”這一概念所取代。“深圳文化”是一個城市文化的范疇,它當然與市場經濟相關,但更多是一個人文概念,或者是在城市的人文層面上得到理解和使用的。可以說,從“特區文化”到“深圳文化”的轉變,并不僅僅是名詞的簡單替代,而隱含了更具實質意義的轉變,即深圳從經濟特區到城市的文化自覺的蘇醒和深化。這種文化自覺顯然主要不是基于經濟理性而是基于人文理性的,而且越到后來,尤其是所謂的“特區不特”問題出來以后,從“特區”到“城市”的轉變就越成為一種主流的社會意識。既然是“城市”,就不僅需要經濟,同樣需要文化,不僅需要經濟理性,同樣需要人文理性,同時必須實現兩者的互補和調適。

  而當“深圳文化”不僅是一種特區文化,更是一種城市文化,那么它因積累不足的先天缺點就顯露無遺,關于深圳沒文化的“文化沙漠論”也就甚囂塵上,深圳的文化信心和文化認同危機因此也就一度顯得特別嚴重。在此,文化當然是相對于經濟而言的,與經濟上的突飛猛進相比,深圳被認為是個粗鄙無比的爆發戶,只有財富欲望在短時間內的集中爆發,卻恰恰缺乏文化的涵養,而現實生活中的某些事例恰好為此提供了證明。其中就有著名的巢中立案例。

  1988年,巢中立從湖南常德來到深圳,從事廣告設計裝潢行業。在90年代取得事業的成功后,身纏萬貫的他買了29臺彩電,在家中堆成一道電視墻,每次看電視都將29臺電視全部打開,每臺播放一個頻道。他每年回常德參加政協會議,都戴著粗碩的黃金項鏈、手鏈和勞力士手表,手里拿著磚頭大的大哥大,腰上還別著兩個,每次都有不同的女子相伴。[14]

  巢中立的例子折射了深圳經濟理性和物質欲望高度膨脹后的某些側面。類似的例子不僅為當時極具道德含義的“文化沙漠論”提供了注腳,而且也成為深圳乃至中國當代城市文化發展史頗具意義的標志性事例。事實上,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其歷史背景和主要訴求之一,就是反物欲主義和精神墜落。盡管沒有明言,卻可以與深圳關于市場、效率、財富、欲望等的實踐聯系起來。在某些時候,深圳成為缺乏人文精神的城市代表。

  深圳顯然也認識到經濟理性膨脹、人文理性薄弱等城市性格的缺陷給城市發展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因此在80年代通過八大文化設施的建設來進行“文化惡補”之后,在90年代又推動了新的八大文化設施的建設,以此擴展城市文化的總量規模和進一步夯實城市文化的根基。當然,城市文化的發展或文化環境的改善,并不以文化設施的硬件建設為顯在標志,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它更需要一種人文理性的內在涵養。這種內在涵養從整個城市的宏觀層面看,首先在于城市性格的結構性調整。由于深圳是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中走在全國前列,以世俗化、市場化和商業化為路徑的經濟理性和物質欲望獲得了空前的集中釋放,而且作為一個人口流動性很強的移民城市,深圳的“投機人口”與“沉淀人口”嚴重倒掛,使得巨大而嚴重的投機心態影響著這座城市的社會生活,社會情緒長期處于不穩定和無法預期狀態,這種不確定感和焦慮感的長時間存在,使得穩定的城市文化的形成變得比較緩慢。

  但隨著早期的主流移民群體從90年代開始從高速流動進入到某種沉淀狀態,他們成為這座城市的中堅力量,加上移民群體的第二代也在成長起來,他們在文化體認和城市認同上顯示了與第一代移民不同的狀貌。以郁秀的《花季·雨季》為例,這部一度風靡全國的小說講述的是深圳中學生的故事,揭示的是在深圳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對這座城市產生認同的過程,也即通過對“深圳人”形象的建構折射從移民到市民的身份轉變,從而成為深圳這座移民城市成長史的一種精神寫照。與此同時,深圳女作家繆永在90年代發表的《駛出欲望街》和《我的生活與你無關》表明,在90年代深圳真正進入了對物質、財富和欲望的對話過程,所謂“駛出欲望街”,既包含了在欲望中的沉溺,也包含了對欲望的克服的艱苦而復雜的精神過程。[15]

  顯然,“欲望”在此被逐漸地客體化了,并開始處于一個被審視的位置。而城市主體對世俗欲望這一客體的審視過程,顯然不是基于過于發達的經濟理性,而是人文理性。也就是說,人生活在城市中,對財富、物質欲望的追逐,既是中國世俗化進程中的一個自然、合理的價值訴求,尤其是相對于此前長期的物質匱乏和欲望壓抑而言,這種欲望的歷史性反彈顯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從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來看,人之所以為人,城市之所以為城市,物質、財富只是滿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而更高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則不在經濟,而在于文化,在于經濟理性之外人文理性的充分培育和發展,在于以文化的溫情與力量化解人的精神焦慮和社會的人際冷感,催生出移民對于城市的價值認同和文化歸屬。而且,在最終意義上,城市作為一種文化的存在,文化的積累不僅決定一個人的高度,也決定一個國家和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度。

  由此出發,我們也許就理解了為什么在90年代深圳在全國率先出現一種制訂文化戰略和設計城市文化的熱潮。正是因為城市文化與生俱來的薄弱,使得深圳有著比其他城市更多的文化反省、反思意識,而這種意識的形成,也意味著深圳開始有了更強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追求,并推動了文化戰略的制訂和實施過程。大約從1995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97年,在兩年時間里,期間經過廣泛深入的文化調研,深圳市委、市政府出臺了《深圳市1995—2010年文化發展規劃》,并提出了“現代文化名城”的戰略目標概念。這一戰略概念盡管是個人為設計的概念,卻也預示著“文化”在深圳的城市發展中的地位的顯著提升,預示著深圳在經濟地位之外獲得相應的文化地位的熱切期望,也為深圳未來城市功能、人文性格的結構性調整、完善和提升奠定了基礎。

  進入21世紀,90年代興建文化設施的熱潮得到延續,以音樂廳、圖書館新館、博物館新館、南山書城、中心書城、寶利劇院相繼落成為標志,深圳城市文化的硬件基礎得到進一步夯實,文化空間日益擴大,人文環境得到更大改善。在文化政策層面,2003年前后,深圳“文化立市”戰略的提出,不僅是90年代深圳文化戰略意識的延續,而且也是不斷的深化過程。與此相適應,作為文化立市戰略的兩大支撐,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化創意產業也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兩城一都一基地”(圖書館之城、鋼琴之城、設計之都、動漫基地)建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2008年深圳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設計之都”稱號,預示著深圳的文化發展和人文環境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深圳讀書月、市民文化大講堂等大型公共文化活動的持續開展,以及依托深圳大劇院和深圳音樂廳的“戲聚星期六”、“美麗星期天”等公益性藝術活動的舉辦,更是代表了一種非功利的人文理性在這座年輕城市中的暗暗滋長。
 
  結語
 
  馬克斯·韋伯曾經把價值合理性與工具合理性的背離看作是現代社會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現代社會是一個日益世俗化的社會,隨著科學主義、實利主義觀念的盛行,經濟(工具)理性已成為社會建構與社會日常生活的基礎,可計算性、效益等不但成為自然科學與物質技術領域的支配性價值,而且跨越經濟、物質、技術領域,進入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人際關系、家庭關系等)。而把手段的合理性當作目的來追求,導致日常生活失去了價值與意義的終極依托,正如韋伯所說,“理性化導致了非理性的生活方式”。

  作為經濟特區城市,深圳在過去30年既發展出了發達的經濟理性,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單向度依賴經濟理性的內在缺失,而將城市文化的發展和人文理性的培育看作是實現以人為本、建構和諧社會的必要支撐,看作是城市的公共空間、公共精神增長的內在動力,以期實現經濟理性與人文理性的并舉和調適,由此催生出一種個人與社會、利己與利他等價值取向彼此整合、相得益彰的“新理性精神”,使深圳真正成為一個市民安居樂業的精神家園。
 
  ——原載《2011年深圳文化藍皮書》


[1] 參看雅諾什·科爾奈:《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
[2] 陳志武:《中國改革開放160年》,為作者2008年在 “中國改革三十年:評價與展望”論壇上的演講。
[3] 汪暉:《自主與開放的辯證法——關于60年來的中國經驗》,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09年9月26日。
[4] 雅諾什·科爾奈:《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19頁。
[5] 參看秋風:《超越改革體制的改革》,載“人民網”2006年8月9日。
[6] 科爾奈指出,“官僚協調”是經典社會主義體制運用最廣泛、發揮作用最大的支配性協調機制,它以上下級的縱向行政命令為典型協調方式,從而與以橫向的“市場協調”為主的資本主義體制區別開來。參看《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91—92頁。
[7] 陶東風:《人文精神與世俗精神》,載http://www.culturestudies.corn。
[8] 陶東風:《人文精神與世俗精神》,載http://www.culturestudies.corn。
[9] 李金香:《經濟理性人的理性分析》,載“中國論文下載中心”網站。
[10] 雅諾什·科爾奈:《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
[11] 陶東風:《人文精神與世俗精神》,載http://www.culturestudies.corn。
[12] 參看王曉明編:《人文精神尋思錄》,文匯出版社,1996年。
[13] 參看尹昌龍:《深圳特區文化三十年》,為作者于2010年7月25日在寶安圖書館發表的演講。
[14] 南兆旭:《深圳記憶:1949—2009》,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10年,第201頁。
[15] 參看尹昌龍:《深圳特區文化三十年》,為作者于2010年7月25日在寶安圖書館發表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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