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一條新型的城市文化發展道路
2014年12月25日

——對深圳構建創新型、智慧型、力量型文化的若干思考
 
深圳市特區文化研究中心
 
  30年前,深圳經濟特區崛起于南海之濱;30年后,深圳實現了由經濟特區向欣欣向榮的現代化城市的華麗轉身,成就斐然。作為經濟特區,“深圳”不僅是一個區域地理概念,更是一個極具象征性的國家符號,在它身上,不僅體現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國家戰略的成功推進過程,而且也折射出中國和平崛起與走向復興的大國身影;更重要的是,“深圳”的符號價值還體現于這座城市的文化個性,體現于對一種新型的城市文化的積極追尋,這就是我們提倡的“創新型、智慧型、力量型文化”(簡稱“三型文化”)。

  創新型文化,是指一種以倡導創新、支持創新為價值取向的文化;智慧型文化,是指追求知識、理性和智慧的文化;力量型文化則是指清新剛健、積極進取、自強不息的文化。在深圳市委、市政府重大調研課題形成的《關于全面提升深圳文化軟實力的調研報告》中,“三型文化”被定位為深圳主流文化的發展方向,它的提出,既代表了一種面向城市未來的文化理想,同時對于打造深圳獨特的文化特色、提升深圳文化軟實力,對于奠定“文化立市”戰略的價值根基、保持深圳文化的先進性、促進深圳的先鋒城市建設,都具有非常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構建“三型文化”是深圳應對全球化、市場化的戰略考量
 
  自人類誕生以來,世界文明經歷了采集、游牧、農耕、工業和后工業等文明發展階段。與此相應,人類交往的范圍與頻率也呈現出逐步上升的歷史趨勢。在前工業文明階段,人類的交往范圍是區域性的,交往的主要方式在于物的交換。而隨著近代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快速發展,人類交往的范圍、頻率和方式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以15世紀“地理大發現”為標志,人類交往范圍開始抵達全球每個角落。而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世界生產、貿易網絡的形成,又促成了人類交往動力的加強及其頻率的加速。在交往方式上,近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改變了人類社會自發的交往模式,民族國家不僅是一個有效率的商品生產組織者,也是保障資本主義向外擴張的政治實體,成為人類交往新的主導力量;除了物的交換,文化價值觀念的互動、影響和滲透開始躍居人類交往的顯要位置。

  在某種意義上,“全球化”是人類交往的最新進展。當然,在《白銀資本》作者弗蘭克看來,全球化其實可以追溯到16世紀,至少在當時東、西方世界性貿易網絡中,就已出現了全球化的趨勢與雛形。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冷戰結束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對立陣營的瓦解,人類交往重新進入全球化的快車道。而當代的全球化過程,是建立在交通、通訊等技術發展的前提之上的,并以資本、商品、信息等全球性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快速流動為主要特征。與以國家為基本單元的傳統交往模式不同,當代的全球性流動是以城市為中介的。正如《全球城市》作者薩森所指出的,人類已進入“城市時代”,城市不僅是商業和金融交易的區域,而且也組成了知識充足的環境,成為動態的永久轉換的學習地帶和全球的領導、創新中心。另一著名學者卡斯特也指出,城市構成了全球化網絡“流動空間”的核心節點,全球性的生產和消費主要圍繞著城市來進行,它所帶來的深刻影響,不僅體現于生產和貿易領域,更體現于消費領域,不僅體現于物質層面,更體現于精神層面。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知識經濟的興起,文化與經濟走向進一步的交融,某種一體化的全球性文化正逐漸形成。由于文化生產和消費不再僅僅局限于一個國家或地區,而擴展為全球性的廣大市場,如何誘導和制造需求,不僅成為當代全球文化發展的一個主要特征和趨勢,而且推動了一股消費主義文化狂潮的到來。消費主義文化不僅對各國民族文化產生了整體性沖擊,而且對當今城市文化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其突出表現,就是以“制造需求”和“誘導需求”為特征的消費主義文化的泛濫,使得城市文化的商業追求壓倒乃至取代了精神追求,文化的娛樂功能和消費欲望壓倒乃至排斥了審美價值和精神價值,其世俗化發展不僅侵蝕了高端的精英文化,使國家或城市的文化精神結構走向犬儒化,而且消磨了人們的精神意志和文化認同,使積極、多元的世界價值體系受到極大扭曲、破壞從而陷入一場文化困境和精神危機之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所帶來的破壞性后果,其原因盡管是多方面的,但根源卻在于以美國為代表的消費主義文化意識形態對人們思想行為模式的深刻塑造,因此對于這場金融危機的反思,必須從價值的內在批判層面來進行,這對今天的城市文化建設同樣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

  如果說全球性的消費主義文化從外部形成對城市文化的深刻影響,那么隨著中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市場化、商業化的發展也從內部產生對城市文化的多重影響。一方面,市場化、商業化促進了城市文化的快速發展和文化市場的持續繁榮,為滿足人們的文化需求創造了各種可能性條件,但另一方面,文化的市場化、商業化也導致了某種“低俗化”的發展傾向(其表現之一是過于追求文化的商業化和娛樂化,卻缺乏起碼的價值和道德底線),從而對城市應有的積極、健全的文化形態產生了極大的侵蝕。這可以說構成了當今城市文化發展日趨嚴重的一個問題。如何在反思和批判這種文化傾向的同時,探索開創出一種清新剛健的“三型文化”,去制衡、糾正、遏制消費主義的、消彌斗志的文化野火蔓延,重建我們城市的精神文化傳統,將是當前城市文化建設的一個基本任務和重要使命。
 
  二、構建“三型文化”是深圳根植于自身城市特征的路徑選擇
 
  任何城市都經歷興起、發展、繁榮、衰退或再度繁榮的生命周期,其驅動力量則主要由城市的物理屬性和文化屬性所決定。在城市的發展早期,城市所處的人員流動和商業流通的地理位置等物理屬性決定了城市的歷史興衰,自15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市場的形成,城市興衰的生命周期就越來越由起其獨特的文化屬性所決定。在歷史上,我們經常看到城市文化屬性決定城市命運的例證。古羅馬帝國曾創造了輝煌的歷史,但羅馬人過于追求休閑和娛樂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卻也無形中消磨了其進取的意志和鼎盛時期虎虎生氣的文化追求,成為羅馬帝國最后走向衰落和滅亡的內在文化動因。相反地,作為一座典型的現代移民城市,紐約秉承了美國文化中的理想與創新精神,開創出一種極具活力的以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為主的“熔爐文化”,成為紐約確立起世界第一城市地位的內在支撐力量。如今,城市競爭已從拼經濟、拼管理過渡到拼文化的新階段,出現了以文化論輸贏、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敗的新的競爭和發展格局。在此背景下,立足于城市獨特的歷史與特點,制定與此相適應的城市文化發展戰略,開創出一條有活力的新型文化道路,也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選擇。

  構建“三型文化”,就是深圳根植于自身城市特征的戰略路徑選擇。首先,作為毗鄰港澳的經濟特區,深圳本身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產物,從一開始就具有開放型、創新型的城市特征,而由大量移民構成的移民社會及其蘊涵的巨大活力,在鑄就深圳發展輝煌的同時也形成了深圳特有的城市魅力。其次,深圳地區的文明史也許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但作為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卻只有短暫的30年歷史。加上來深圳打拼的大量移民大都是懷著改變生活、改變命運的年輕夢想者,這種人口結構既決定了深圳得天獨厚的年輕化優勢,也形成了深圳年輕型、成長型的城市性格。最后,深圳寬容、多元的社會文化。假如說寬容是移民城市的內在特征,那么文化的寬容、多元必然會孕育進取、創新的因子,并成為推動深圳發展的內在精神力量。
可以說,上述城市特征既決定了深圳文化本身的優點和缺點,也決定了深圳文化必須追尋一條新型的發展道路。就文化而言,移民城市形成了移民社會和移民文化,城市歷史短和人口年輕化形成了青春文化,毗鄰港澳的地理區位形成了開放性文化,使改革創新的城市性格、開放多元的文化視野、青春時尚的文化追求成為頗具深圳特色的“活的文化,新的傳統”。自然,年輕城市缺少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缺乏高端學術文化機構和文化人才,或許是深圳文化的內在缺陷,但一個城市的先天不足換個角度也是這個城市的長處。缺乏歷史文化底蘊,也就沒有本土文化傳統的壓制,沒有歷史的精神包袱,沒有太多的條條框框,也就更容易創新;作為毗鄰港澳的口岸城市,深圳與世界的交流更頻繁;年輕移民城市對新東西的接受更敏感,對新生事物的學習能力和包容性也更大,移民所帶來的各種文化更容易交匯成一種新文化。上個世紀80年代,來自深圳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等思想觀念對全國的深刻影響和引領作用,正是深圳嶄新的文化活力的一個縮影。

  而從城市的未來發展看,深圳的城市歷史短暫,物質資源匱乏,受到土地、人口、能源、環境的嚴重制約,必須以對知識、智力、精神等軟性資源的深度開發和廣泛利用,以“創新”來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和推動深圳的永續發展;深圳年輕人多,生存競爭壓力大,市民求知欲強,必須通過推動一種智慧型文化來滿足市民對知識的廣泛需求。假如說在深圳的發展中,精神力量始終扮演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那么未來深圳若想繼續書寫輝煌,同樣要依靠理想主義精神傳統的挖掘和弘揚,依靠改變生活、改變命運的城市夢想的再度綻放,依靠不斷創新、進取的城市文化的內在支撐。而這一切,都決定了深圳必須從戰略高度選擇一條根植于自身城市特征、以“三型文化”為代表的新型城市文化發展道路。
 
  三、深圳文化的發展歷史也是“三型文化”的建構過程
 
  回顧歷史,深圳文化的發展在相當意義上也是“三型文化”的建構過程。作為一種以倡導創新、支持創新為價值取向的文化形態,深圳的創新型文化是在不斷的城市創新中形成的。從當年以創新為旗幟而備受矚目的“蛇口模式”,到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各種制度創新,從特區成立后創造的400多個“全國第一”,再到國家自主創新型城市建設中形成的城市創新體系,“創新”不僅推動了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的崛起,涌現了眾多的著名創新型企業,而且也促進了一種文化創意和科技創新相結合的創新型文化的發展。深圳歷史文化資源匱乏,卻以創新書寫了華僑城文化旅游的輝煌,顯示出整合全球文化資源的能力;深圳城市文化底蘊不夠深厚,卻創造性地提出了“文化立市”戰略和“兩城一都一基地”策略,將文化產業定位為第四大支柱產業,努力實現從生產型城市到創意型城市的轉型,展現了深圳日趨自覺的文化意識和嶄新的文化氣象;而“文博會”、“創意十二月”等文化品牌的創辦,尤其是“設計之都”的獲得,則使深圳以創意城市的形象登上世界的文化舞臺,顯示出這座年輕城市獨特的文化活力。假如說創新是對可能性的探尋,那么以倡導創新、支持創新為價值取向的創新型文化,則已內化為這座城市最可寶貴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傳統。

  在知識經濟時代,一個城市的知識含量和知識水平,不僅決定了這座城市所能達到的文化高度,而且也構成了其文明發展程度的一個標志。構建一個科學、人文精神濃厚的學習型、知識型社會,因此成為當今城市的普遍共識和自覺追求。作為一座移民城市,深圳從一開始就具有極強的學習欲望和求知需求。我們如今還對80年代深圳圖書館人滿為患的閱讀圖景和第七屆全國書市的空前盛況記憶猶新,對深圳連續19年成為全國人均購書量最大城市感到欣喜,而90年代以來深圳三大書城的興建,“圖書館之城”的付諸實施,則為深圳學習型、知識型城市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以深圳讀書月、市民文化大講堂、社科普及周為代表的全民閱讀活動的持續開展,則使尊崇閱讀的旗幟在深圳高舉飄揚。而今,深圳的智慧型文化不斷取得新進展,不久前實施的“城市街區24小時自助圖書館系統”和“市民文化大講堂”雙雙獲得了2009年度國家文化創新獎。而“深圳讀書月”也經過“十年磨一劍”的高貴堅持,不僅使以讀書為榮、以讀書為樂成為深圳市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使深圳因崇尚閱讀而成為受人尊敬的城市,而且日益擴展其在國內外的巨大影響。可以說,深圳對智慧型文化的追求及其所形成的尊重知識、推崇閱讀、求學問道的良好風氣,不僅深切地改變了深圳的人文面貌,有效地扭轉了對深圳的文化想象,而且成為深圳展現文化新氣象、營造書香社會的一個標志性符號。深圳先后被評為全國文明城市、全國全民閱讀先進單位和“杰出的發展中的知識城市”稱號,正是對深圳追求智慧型文化、構建學習型知識型城市的精神嘉獎。

  如果說,創新型文化和智慧型文化是深圳“三型文化”的具體內容形態,那么力量型文化則是其中一種隱而不宣的內在精神動力,是匯集了前二者所體現出來勇于進取的精神路向和自強不息的血氣表現。作為這種力量型文化的一個集中體現,“深圳精神”由“拓荒牛”精神而衍生,它盡管歷經了內涵上的更新和擴展,但開拓、創新、進取始終是深圳精神和深圳力量型文化的精神內核。而深圳近年來積極進行城市文化發展理念和發展戰略的創新,實現市民基本的文化權利、建構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正成為政府公共文化行政的核心理念;“高品位文化城市”的提出,則暗含與傳達了這座年輕的移民城市高遠的文化夢想;而作為更具整體性、前瞻性的構想,“文化立市”戰略的提出與實施,既體現出深圳日益深化的文化自覺,也凸顯了一種高遠的文化理想與文化抱負。這種對自強不息的力量型文化的追求,將伴隨著深圳在文化上的自覺和成熟,為深圳的未來拓展出新的發展空間。
 

  四、深圳需要從戰略高度拓展“三型文化”的發展空間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鋒城市,深圳在過去30年獲得了跨越式的發展;但近年來,深圳的城市理想精神有所弱化,深圳人小富即安、追求享受的精神狀態有所上升。因此,如何從戰略高度拓展“三型文化”的發展空間,保持深圳作為移民城市的沖勁、夢想和理想主義精神,重塑深圳在當代城市競爭中的文化動力,將關乎深圳未來的城市命運。

  要拓展“三型文化”的發展空間,從宏觀上看,必須從當今世界城市文明發展趨勢的高度認識“三型文化”在“文化立市”戰略的重要地位,將之確立為深圳未來主流文化發展的核心價值取向。隨著“文化立市”戰略的實施與推進,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思考這一戰略的內在價值支撐問題。“三型文化”的提出,正是基于“文化立市”戰略的價值思考,是確立文化在城市戰略中的地位之后的再度出發,它不僅在內涵上回答了“以什么樣的文化來立市”的問題,而且在理念路徑上確立了“三型文化”在“文化立市”戰略中的核心位置。只有高度重視“三型文化”在深圳未來發展中的戰略意義,肯定、認同與倡導“三型文化”清新、剛健的文化品格,才能樹立更加健全的文化發展路向,并以此抗衡和糾正全球化、市場化背景下消費主義文化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中觀地看,要拓展“三型文化”的發展空間,必須處理好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發展與引導的關系。中國歷來都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的社會。對于深圳而言,政府對文化的高度重視和強力促進,極大地推動了深圳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但也應認識到,城市文化發展從根本上說依賴于社會力量的成長及其對文化的廣泛參與,依賴于市民社會的不斷發展壯大。城市的終極意義是文化,文化的終極推動者是城市的社會和個人。因此,要營造良好的“三型文化”的發展空間,必須推動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實現政府與社會的良好互動,促進政府公共資源的更合理配置,為“三型文化”的社會化發展創造各種條件。同樣地,假如說市場化代表了城市文化發展的基本方向,那么政府在其中扮演的應是文化促進者、政策制訂者、秩序維護者的角色。由于文化的市場化、商業化在帶來文化繁榮的同時,也會帶來文化價值的某種扭曲,這使得政府加強對文化發展路向的價值引導,也就成為一種必需。“三型文化”作為一種價值向度,它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種城市文化的價值指引,是政府基于與社會、市場內在關系的一種角色自覺和自我定位。

  而在具體的微觀層面,政府必須通過積極的公共文化政策營造更好的“三型文化”發展環境。在創新型文化發展上,政府可通過獎勵或頒布榮譽的形式激勵文化創新行為,帶動創新型文化的發展;加強創新文化的教育,設置文化創新課程,激發青少年的創新意識、創新心志和創新能力,培養和引進更多的創新型文化人才;制訂鼓勵文化創新的文化經濟政策,扶持更多的創新型文化企業,實現文化與科技、創新的更緊密融合,推動深圳文化產業和創意城市的發展。在智慧型文化發展上,適當增加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數量和規模,增強深圳涵養和吸納文化人才的能力,使文化機構成為文化人才的“庇護所”和智慧型文化的“蓄水池”;加強“圖書館之城”的建設,進一步辦好深圳讀書月、市民文化大講堂等常規文化活動,策劃新的知識普及、文化推廣活動,積極營造尊崇閱讀、追求知識的書香氛圍;激發民間對知識型學習型城市的建設熱情,扶持民間文化培訓機構,加強學歷提升培訓、文化補習培訓、藝術培訓和特色專業培訓,鼓勵企業積極參與、資助知識服務活動,形成政府積極倡導、民間自主發展與市民自覺參與三者密切結合、共同推進的良好局面。在力量型文化發展上,以提升深圳文化軟實力為中心,以建設全球先鋒城市為目標,繼續弘揚開拓創新的深圳精神,實施系列鼓舞人心的文化精品工程,形成追求理想、積極向上的文化風尚;不斷加大對文化的投入力度,構建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極大地提升深圳文化產業的發展水平,使文化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力,以“文化立市”的文化愿景和文化抱負,為深圳的全球先鋒城市建設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
 
  過去30年,深圳這座經濟特區的崛起曾經改變、重構了中國的經濟版圖,在改革開放的恢弘語境中為中國創造了經濟上的“深圳模式”,鑄就了世界城市發展史上的經典傳奇。展望未來,我們更希望深圳在經濟之外,通過對清新、剛健的“三型文化”的不懈追尋,為中國和世界創造一種文化上的“深圳樣式”。在某種意義上,這不僅決定了深圳未來的城市圖景,而且也構成了深圳這座傳奇與夢想之城在城市文明時代最讓人期待的文化使命。(執筆:楊立青)
  ——發表于《深圳特區報》201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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