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珠三角文化合作的觀察與思考
2014年12月29日
 
——兼評“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
 
毛少瑩
 
 
  引言

  正如《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2008年12月31日)》所指出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區域,在全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帶動作用和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如果我們按通常劃分的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領域來看,無疑,這種帶動作用包括了文化領域,即對中國的文化轉型,或曰文化現代化的引領和帶動作用。

  “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自2002年11月18日在香港舉行第一次會議,至2009年2月已經舉辦十屆。作為珠三角地區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政府間文化合作會議,會議十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成為了珠三角區域文化交流與合作最重要的公共平臺。最新于第十次會議上簽署的《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發展規劃2009-2013》,更是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立足于國務院剛批復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下簡稱“規劃綱要”),并與之相銜接。[1]根據“規劃綱要”的界定,珠江三角洲地區指“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和肇慶市等9市為主體,輻射泛珠江三角洲區域”的廣大地區。[2]依照《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3]“規劃綱要”未能直接將港澳地區納入規劃范圍,但“規劃綱要”專門指出: “并將與港澳緊密合作的相關內容納入規劃。”[4]港澳因素對珠三角地區的影響顯然不能忽視,因此,“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某種意義上可視為“珠三角文化合作會議”。考慮珠三角文化合作問題,當然應當將十屆“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及其多年來取得的進展、推動的項目、奠定的基礎作為重要的前提。

  本文即結合評析“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下簡稱“會議”)成果及“規劃綱要”對文化合作提出的要求,對珠三角未來如何進一步加強文化合作,發揮其文化對全國的引領與帶動作用做出的思考。
 
  一、 珠三角文化合作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珠三角地區自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就開始推動區域文化合作。[5]近年來,由于珠三角經濟社會發展互動頻密,CEPA協議簽署實施等因素,文化領域的合作更是邁出了很大的步伐。特別具有代表性的是以政府文化部門牽頭舉辦的“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和相關項目的推進。

  首屆“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于2002年11月18日在香港舉行。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廣東省文化廳廳長曹淳亮、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局長何麗鉆和珠江三角洲其中七個城市(廣州市文化局、深圳市文化局、珠海市文化局、東莞市文化局、中山市文化局、佛山市文化局,以及順德市文體局)的政府文化部門主管,參加了當時在香港舉辦的名為“粵港澳藝文合作高峰會”(后正式定名為“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的會議——這是珠三角歷史上第一個政府間舉辦的、專門就珠三角文化合作進行探討的高峰會議。該會議的舉辦,標志了粵港澳政府間合作機制的建立。此后,會議持續舉辦,至2009年,舉辦十屆,以簽署《粵港澳文化合作發展規劃2009-2013》為標志,粵港澳文化合作再次邁上一個新的臺階。[6]
 
    表1:歷屆“會議”及其成果情況一覽表:[7]

20021118  粵港澳文化合作第一次會議在香港舉行
三方簽署會議紀要,決定從演藝合作、文化資訊、文博、公共圖書館、粵劇等方面開展三方文化合作。

    2003年2月17  粵港澳文化合作第二次會議在澳門舉行。
 
2003815  粵港澳文化合作第三次會議在廣州舉行。
三方正式簽署經國務院港澳辦批準的《粵港澳藝文合作協議書》,標志粵港澳文化合作機制正式確立。
 
2004228  粵港澳文化合作第四次會議在香港舉行。
同年7月  粵港兩地成功舉行了“粵港青年文化之旅”活動,近200名粵港大學生一起參加了在珠三角、粵東、粵北的文化交流與考察活動,增強了香港廣大青年學生對祖國歷史文化的認同。同年8月  廣東與香港兩地合作舉辦了“香港青年音樂營”活動。
 
200494  粵港澳文化合作第五次會議在澳門舉行。
同年,粵港澳三地首次聯動舉辦“國際博物館日”、“粵劇日”和“文化遺產日”活動。同年4月  正式開通了“粵港澳文化資訊網”,促進了粵港澳文化信息的互通(2006年,三方達成共識,共同出資建設“粵港澳文化資訊網”統一發布平臺,并于2008年1月共同簽署《粵港澳文化資訊網服務協議書》)。

    2005年4月28  粵港澳文化合作第六次會議在廣東東莞市舉行。
同年7月  廣東省文化廳組織廣州雜技團一行90人赴香港舉辦“粵港經貿文化交流活動”,演出2場大型雜技《金木水火土》。同年8月  粵港澳三地聯合舉辦首屆“粵港澳演出藝術經營管理講座”,近百名粵港澳及廣西、云南業界人士參加了在廣州、深圳、香港、澳門舉辦的活動。同年10月  廣東歌舞劇院獲文華大獎的舞劇《風雨紅棉》赴香港演出。同年  三地四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深圳市圖書館、香港公共圖書館、澳門中央圖書館)的書目數據庫聯網、查詢中編碼問題已經解決,各自建立了參考咨詢網頁,并實現了相互連結。粵港澳各自成功舉辦了“世界閱讀日”活動,舉行閱讀報告比賽。 此外,粵港澳三方按照《三地市民藝文消費行為調查計劃的實施方案》于2005年8月至10月期間,分別進行了市民藝文消費行為調查工作。2006年,粵港澳三地的市民藝文消費行為調查計劃完成,形成的《調查綜合報告》供三地相互參考籌備三年的“東西匯流——粵港澳文物大展”于2005年底至2006年中先后在香港、廣州、澳門成功舉辦。
 
2006217,粵港澳文化合作第七次會議在香港舉行。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中國(深圳)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簡稱“文博會”),從2006年第二屆起,定于每年在深圳市舉行,香港藝術發展局、澳門文化局連續兩年組團參加交易會;在廣州舉行的音博會,香港也一直組團參加。
    同年6月  三地聯手成功向國家文化部申請“粵劇”、“涼茶”列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為今后向聯合國申遺的工作奠定基礎。
同年8月  粵港澳三地聯合舉辦第二屆“粵港澳演出經營管理”系列講座,分別在廣東省東莞市、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和新加坡舉行。
    同年10月  廣東話劇院赴香港上演《十三行商人》、《傻有傻福》,反響異常熱烈。
同年12月25日至29日  香港青年交響樂團一行90人來粵交流演出,該團與星海音樂學院、深圳藝校愛樂樂團、中山市青少年交響樂團合作,在廣州星海音樂廳、深圳大劇院、中山市文化藝術中心演出共3場,創下了舞臺上演奏人員最多的紀錄。

    2007年1月18  粵港澳文化合作第八次會議在澳門舉行。
    同年5月7日  粵港澳共同派演員為第十八屆澳門藝術節開幕上演話劇《十三行商人》。
    同年6月23日  為慶祝香港回歸10周年,粵港澳三地名伶在香港同臺演出。

    2008年1月11  粵港澳文化合作第九次會議在廣東深圳舉行。
進一步落實CEPA有關文化產業開放內容;簽署《粵港澳文化資訊網服務協議書》;三地聯合申報,成功將粵劇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9220,粵港澳文化合作第十次會議在香港舉行。
聯合推出《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發展規劃(2009-2013年)》。
就舞臺藝術、人才培訓交流、文化信息網建設、圖書館資源共享體系、文物與博物、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創意等七大領域提出了30多個具體條款,并就合作保障做出了明確規定。
 
  由于會議參加城市范圍基本與“規劃綱要”劃定的珠三角城市范圍相同,因此,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大致也可以視為珠三角文化合作會議。根據上述情況,借助與會議“配套”建立起來的重要平臺“粵港澳文化資訊網”等提供的資訊[8],我們可以對珠三角地區的文化合作現狀得出如下結論:

  1、珠三角地區文化合作已經逐步從早期零散的、社會自發的合作,發展為政府主導下系統的、自覺的合作。

  粵港澳地區早期常見的文化交流與合作,多限于少數地方劇團、藝術家的互訪、傳統節假日的民俗文化活動、“前店后廠”模式在文化企業(如上個世紀80年代香港動畫公司在深圳設加工廠等)的延伸、或“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式的名不副實的所謂文化交流。進入90年代,隨著珠三角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依托的文化合作開始增加,但基本仍限于企業自發行為。至2002年11月,首次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的召開,標志著珠三角區域各城市政府文化主管部門之間,文化交流與合作渠道的正式建立,也標志著珠三角文化交流與合作初步告別了過去零散的、個別的、社會自發的合作,走向一個政府主導下,系統的、自覺的行為。
  2、珠三角地區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廣度與深度正在加速擴大和增加,從早期的個別領域、個別項目的合作轉向全方位的、多領域多行業的合作。合作共識正在達成,以文化政策推動文化合作全面發展的良好格局正在形成。

  珠三角地區的文化合作與交流如同其他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一樣,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如2002年舉辦的首屆文化合作會議具有一定的探索性質,達成的內容僅為,粵港澳三方簽署會議紀要,“同意成立工作小組及定期召開會議, 就下列六個方面具體探討并跟進今后的合作事宜: (一) 演藝信息和人才的相互交流;(二) 國際級演藝節目的合辦空間;(三) 售票網絡的合作;(四) 博物館網絡的發展和文物發掘與推廣;(五) 圖書館數字化的聯系;(六) 粵劇藝術的推廣與人才培訓 ”[9]而在短短7年后的2009年2月,在香港召開的第十次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上,粵港澳雙方就舞臺藝術、人才培訓交流、文化信息網建設、圖書館資源共享體系、文物與博物、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創意等七大領域提出了30多個具體條款,并就合作保障做出了明確規定。會議還首次達成了有史以來第一個《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發展規劃(2009-2013)》,就三地文化合作的發展目標、總體要求、主要發展項目、合作保障措施等作出了明確規定。“規劃”的出臺意義重大,至少表明,其一,珠三角各城市文化領域的部分合作共識正在達成。其二,“規劃”雖然僅僅就5年的時間長度進行了謀劃,內容也還有單薄之嫌,但其作為“總體文化政策”的性質不容忽視,也因為這種性質使其成為珠三角地區文化合作從局部走向全局、從戰術合作走向戰略合作的新開端。政府協力以文化政策推動文化合作,在我國各級政府普遍具有“強勢”影響力的國情背景下,必然帶來珠三角文化合作的加速發展,前景十分值得預期。

  雖然2002年以來珠三角地區文化合作與發展取得了諸多成績,就《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發展規劃(2009-2013)》來看也確定了一些發展思路、策略,但總的來看仍然存在不少問題,集中表現為:

  1、珠三角地區的文化合作依然嚴重滯后于經濟社會的發展,影響著珠三角地區發展水平的提升。

  歷史以來,珠三角區域無論就政治、經濟、文化而言都是一個整體,港澳地區與廣、深等地,同樣承襲的是作為中華文化一支的嶺南文化。但是,眾所周知,自16世紀葡萄牙人侵占澳門、19世紀英國人侵占香港后,港澳地區逐步與大陸分離乃至隔絕,被迫接受西方殖民統治。在港澳地區近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中,東西方文化和制度相互交流與融合,形成了港澳地區迥異于大陸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以及獨特的文化和社會結構,“被迫”、但較早地實現了社會的整體現代化。20世紀80年代以后,大陸改革開放,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港澳作為自由港的開放優勢及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珠三角地區區域經濟得以迅猛發展,香港和澳門在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成為引領中國內地經濟走向世界和世界經濟進入中國內地的橋梁,成為中國經濟起飛時期引進外資的重要場所。而隨著現代交通、傳媒通訊(廣播、電視、互聯網)技術網絡的迅速建立,社會開放度的日益擴大,珠三角地區日益成為一個崛起中的大都市帶,經濟社會往來十分頻密,種種促進經濟社會領域合作的政策頻繁出臺。[10]然而,與經濟社會領域的密切合作相比,珠三角文化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十分滯后,尤其在文藝精品的創作與生產、文化人才的集聚與流動、共同文化品牌的塑造與傳播等方面,未能形成良好的合作機制,也尚未出現十分成功的范例,各地文化相對獨立發展的狀況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變。隨著全球化時代的發展,全球政治、經濟、文化領域日益交融,文化在國際競爭中的戰略地位日益凸現,珠三角地區文化合作滯后于經濟社會領域合作的局面,影響了珠三角潛在優勢的發揮和整體文化形象的樹立,不利于珠三角文化競爭力的提升。

  2、“一國兩制”、港澳與內地發展的巨大差異為文化合作帶來的挑戰未能很好解決。

  如前所述,港澳地區在近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中,東西方文化和制度相互交流與融合,形成了迥異于內地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以及獨特的文化和社會結構。1997年之后,香港、澳門雖然已經回歸祖國,但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港澳兩地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推行文化自由政策,與珠三角內地城市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相關文化政策存在較大差異。以香港為例,雖然香港的人口絕大多數是華裔,但由于過去150年的英國殖民歷史,香港已經發展成為一個中華文化與世界各地文化薈萃的現代化城市,具有多元而繽紛的國際色彩,因而塑造了香港“自由開放”、“一本多元”、“民間主導”的文化特征。港澳的文化發展情況因而與珠三角其他城市存在很多差異。這些差異有的表現為文化價值觀不同、有的表現為具體政策法規不“接軌”、有的表現為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難以對接……這給文化交流帶來了很多實際的困難。如圖書館信息聯網中,港澳圖書能否自由流入內地的問題?又如表演藝術劇目、乃至影視節目內容的審查管控問題,文化市場管理等政策法規的“接軌”問題等等。如何在堅持“一國兩制”原則和尊重不同差異的前提下,推進港澳與珠三角城市的文化交流與合作,顯然需要富有智慧的文化創新精神和極其務實的操作能力。從目前見到的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成果來看,這些問題才是潛在的影響珠三角文化合作的主要問題,顯然,這些問題尚未得到很好解決。

  此外,雖是“被迫”但較早進入現代化進程,港澳兩地社會的整體現代化程度較珠三角其他城市高出很多,就文化建設方面,這兩個城市在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投入與資助、文化信息服務、知識產權保護、文化人才自由流動、文化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等等方面也都比較先進,這與珠三角其他城市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也給珠三角的文化交流與合作帶來很多不“接軌”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

  3、現有合作更多集中在基礎性文化、技術性文化服務等層面,未能就深層次文化價值觀塑造、文化認同建構、文化體制改革等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

  從全部十屆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取得的成果來看,文化合作的領域主要集中在表演藝術、展覽、培訓網絡建設,藝術精品推介,數字圖書館聯網共享,文物保護,粵劇藝術弘揚,藝術節慶相互組織觀摩以及落實CEPA及其補充協議有關文化產業服務的內容等領域(參加本文表1)。然而,一般而言,文化發展至少包括了四個方面的維度:一是滿足基本文化娛樂需求(福利性質的文化發展)的維度;二是文化的實用功能的開發利用(產業性質的文化發展)的維度;三是文化的精致化、專業化的維度(如音樂、美術作品等高藝術要求的原創作品以及歷史、哲學、文藝學等專業學術成果,是依賴特殊的技藝、專業的素養才能,尤其是個體的創造性進行的專門化的文化生產);四是文化的價值維度——對生活意義的回答,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對終極關懷的撫慰(無疑,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11]以此觀之,珠三角文化合作多停留在第一、二維度,即滿足民眾基本文化娛樂需求的文化福利維度,以及文化實用功能開放利用(文化產業)——文化經濟化維度的合作上。當然,也部分涉及文化創作,但較少關涉文化認同、文化價值觀建構、文化體制改革等深層次問題。
 
  二、 加強戰略性合作,進一步發揮珠三角地區對我國文化發展的引領與帶動作用
  在全球化日益加速,世界全面進入知識經濟、創意經濟時代的今天,文化不僅影響著民族國家文化競爭力的大小,更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影響著社會發展方向的確立、發展目標的選取以及人們的終極關懷的實現。

  中國作為后發現代化的東方國家,自近代以來,關于中西文化及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問題,就一直在持續而痛苦的爭論之中。先是明末清初,隨著利馬竇等傳教士東來,爭論從是否接納來自西方的異教和天文歷算開始,此后便一發不可收拾,歷經鴉片戰爭、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直至20世紀90年代的文化熱、21世紀的國學熱,目前,隨著中國和平崛起進程的加快,這種關系到民族文化復興、國家文化未來走向的爭論益發激烈,尋找答案的要求也顯得更加緊迫。

  如果按照陳寅恪先生的觀點,將中國文化分為制度層面和非制度層面。[12]那么,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這種爭論到今天,已經很大程度上水落石出。那就是制度文化層面的爭論已經基本終結。眾所周知,制度文化主要體現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就制度文化的層面看,經濟制度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完全“與國際慣例接軌”,融入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潮。政治制度方面,民主、法治、憲政,對人權、物權的保障等核心內容,已經成為了黨和政府高度強調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內容。“隨著中國在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上簽字,隨著中國加入WTO,中西文化在制度層面上的爭論已經基本終結。” [13]另一方面,進入21世紀,中西非制度文化層面的爭論還在繼續,甚至更加深化和激烈。隨著冷戰的結束和經濟全球化的快速推進,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的新階段。包括非制度文化在內的西方文化,伴隨現代化浪潮而來,對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全面的擴張之勢,遍布全球的麥當勞、牛仔褲、好萊塢影片……正在沖擊著人類文化的多樣性。

  如果說非制度文化大抵包括了宗教信仰、價值觀念、文化認同、思維方式、人生目標、審美習慣、藝術品位、風俗習慣等等,那么,在這些領域,中西文化的差異是非常之大的。當代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一方面要堅持改革開放,適應時代潮流。另一方面,由于悠久的歷史和風格幾乎完全迥異于西方的文化,長期遭受了深刻而痛苦的文化沖擊。

  “規劃綱要”正是在這樣復雜的時代背景下推出的,珠三角文化合作,當然同樣必須面對這樣復雜的文化背景。并且,唯有對困擾中國的文化轉型問題、價值觀問題、基本文化制度等問題做出回答,方有可能建立珠三角對全國的文化影響力,進而發揮其應有的輻射、引領和帶動作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國文化發展走過了“文化領域相對獨立化”、“文化經濟化”、“文化福利化”三個階段。中國文化未來發展的關鍵,正在于核心價值觀的塑造與重建,在于推動中華文化完成現代轉型。[14]

  正是針對這種發展需求,考慮我國現階段文化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規劃綱要”就珠三角地區的文化發展提出了三方面的高要求:

  一是建設和諧文化,具體內容包括創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教育模式,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具體內容包括:提升公民文明素質。創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教育模式,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嶺南特色文化,培育創業、創新、誠信精神,打造具有時代特征的新時期廣東人精神,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發展。以增強誠信意識為重點,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建設。建設學習型社會,形成熱愛學習、崇尚知識的良好氛圍。

  二是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打造全國性的公共文化建設示范區。具體內容包括: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實施基礎文化設施覆蓋工程,構建完善的市、縣(市、區)、鄉鎮(街道)、行政村(社區)四級公共文化設施網絡,到2012年,基層文化建設各項主要指標達到全國領先水平,建成城市“十分鐘文化圈”和農村“十里文化圈”,確保城鄉群眾能夠免費享受各種公益性文化服務。創新公共文化服務方式,加快建立健全文化信息資源共享網絡服務體系,推進公共文化流動服務工程建設,打造全國性的公共文化建設示范區。積極挖掘、搶救文化遺產資源,有效保護并傳承具有歷史和科學價值的文化遺產。到2020年,形成服務優質、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三是推進文化創新,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激勵精品創作,發展文化產業。具體內容包括:推進文化創新。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積極推進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建立和完善文化產業競爭機制,培育多元化、市場化的生產和消費空間,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產品生產和服務經營機制。實施高端文化人才引進工程,激勵優秀文化產品創作,打造優秀文化藝術品牌,不斷推進先進文化發展,形成積極向上、特色鮮明、結構優化、科技含量高的文化產業體系,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多方面、多樣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到2020年,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8%。[15]

  根據前述對珠三角文化合作狀況的考察和分析,結合“規劃綱要”要求,未來珠三角文化合作,可以確定如下兩個方向,以充分挖掘珠三角文化優勢,發揮其對全國文化發展的引領與帶動作用:

  1、充分重視港澳現代化經驗,推動中國文化轉型。
  港澳除提供經濟發展經驗外,其整體現代化的發展經驗十分具有啟發意義。以香港為例,雖然就一般的文化藝術來講,香港文化曾經被很多人看不起,但是,以現代化的視角觀之,其實香港文化的現代化程度很高,作為一種中西文化結合的產物,具有特殊的價值。香港在英治時期,長期實行“消極不干預”的文化政策,回歸后,政府基本上實行的,也只是一種“描述式”、“回應性”的文化政策,包容多元價值,并不強調意識形態的統一,文化自由發展的空間很大,加之沒有“文革”等歷史浩劫,文化其實一直處在一種雜交式的自由發展之中。英式教育、殖民背景,一方面是培養了大批懂英文,熟悉西方文化的香港人,科學理性、契約精神、時間觀念深入人心,而西式餐飲、禮儀、服飾等滲透日常生活。另一方面,香港固有的中國文化傳統,尤其是嶺南文化特色的風俗習慣等也長期得以保存,這使得香港文化可以自由地雜糅中西,加之國際化的移民人口結構,兼容并包,海納百川,香港文化更是獲得了各種外來文化的影響。香港資訊發達,言論自由,科學理性觀念普及,守法、守時,誠信、講求契約和效率,民眾文明素質較高,總的來看,已經較好地完成了“人的現代化”,或者說“文化的現代化”。珠三角文化合作應當充分重視港澳整體現代化經驗的學習與借鑒,不局限在狹義的文化藝術、文化產業領域合作,而是以更廣闊的文化視野、以現代化的發展目光,在文化合作中高屋建瓴,著眼于人的素質的提高和社會整體文明程度的提升,尋找中西文明融合的文化發展道路,推動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

  2、以開放務實的文化藝術政策措施,推動文化合作走向深化,帶動中國文化政策創新。
  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每次邀請珠三角各地政府文化主管部門官員、藝術家、文化企業人員參與,協商提出了諸多很好的發展目標、計劃、合作項目以及文化活動。至第十屆,提出了具有總體文化政策意義的《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發展規劃(2009-2013)》。但是,文化規劃的落實,需要很多具體的文化政策加以輔助。作為公共政策的新興領域,公共文化政策在我國尚處于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迅速增長,隨著公私領域的進一步區分,公共文化政策得到了發展。具體看,伴隨文化領域相對獨立于政治、文化經濟化、文化福利化的過程,適應“文化市場管理”、“文化體制改革”等要求,陸續推出的公共文化政策,雖然初步形成了關于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市場管理、文化體制改革等的系列政策,具備了現代公共文化政策的基本形態,但總體完善配套程度還有待提高。此外,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的文化政策從形式上有現代西方公共文化政策影響的明顯痕跡,內容上則烙下深深的中國烙印,表現為特殊國情下對“文化”發展目標、核心價值觀、主導原則等的差異,也表現為文化行政管理分工、具體政策制定上的區別。事實上,中西文化差異巨大,怎樣在既尊重中國文化傳統,中國國情,又吸納借鑒西方先進經驗,走出一條中國式的公共文化政策發展道路,還面臨很多難題,存在巨大的創新空間。珠三角文化合作,借助與港澳這兩個比較“西化”城市的合作,正好可以做出有益的探索,積累寶貴的經驗,最終在推進文化合作深化的同時,帶動中國文化政策創新,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結語
  文化是影響和解釋人類生活方式的知識、制度和觀念的復合體,文化現代化是文化領域隨著現代化而必然發生的歷史變遷。歷史以來,珠三角(含港澳)地區是中國最早開放的地區,其代表性的廣東文化在十九世紀曾經走在全國前列。進入20世紀,在新文化運動等文化大變革中,廣東文化逐漸落后于京滬等地,以至于有人稱廣東雖然得風氣之先,但似乎有點像“穿堂風”,留不下。改革開放后,以珠三角為核心的廣東地區,重續開放傳統,再次以敢為天下先的改革勇氣,解放思想,大膽創新,抓住歷史機遇,引領時代潮流,成為中國包括文化現代化在內的整體現代化的重要發展極之一。遺憾的是,進入21世紀,廣東文化的影響力正在減弱。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至少應當從學術理論界和政府兩個方面反思。稍加審視,我們不難看出,對廣東,特別是包括港澳在內的珠三角地區的文化狀況,其意義和影響的研究非常不夠。雖然業已出版的“廣東地方文獻叢書”、“嶺南叢書”、“嶺南文庫”、“嶺南文叢”等做了大量歷史文獻的整理工作,近兩年新出的《廣東九章》等書,選輯整理了不少珍貴的當代文獻,有關港澳歷史、文化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總體來看,相關研究無論從視野、深度還是廣度上,都還需要進一步推動。就政府實務界來看,近年來的“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建立了政府間文化溝通與合作的平臺,秉持合作精神,推動了很多項目開展,初步改變了珠三角地區原先文化各自發展的格局,然而,根本上還未充分整合珠三角城市文化資源、還未充分挖掘和發揮出珠三角最大的文化優勢。

  “規劃綱要”的出臺是一個重大的歷史契機,其中就珠三角文化發展提出的涉及文化價值重建、民族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公共文化的培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等方面的要求,無疑是重要的方向性的意見。而其提出的將珠三角建成國家“公共文化示范區”等目標,無疑,更是表達出國家對珠三角在文化發展方面的引領和帶動作用所寄予的厚望。[16]珠三角如何才能不負重望?需要合作精神、共同身份、聯合品牌,更需要建立全球文化大視野,勇于承擔歷史大使命。

  最后還想提及的是,香港主管文化的政府部門——香港民政事務局,自2003年開始創辦了一個亞洲各國政府文化主管部門間的會議——“亞洲文化合作論壇”,論壇邀請我國文化部官員、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泰國等8個亞洲國家的文化部長,以及全國各省市文化廳局長及部分專家學者參加。論壇至今已舉辦7屆,先后就“亞洲文化的現代性”、“文化亞洲人”等主題,展開亞洲國家間的對話。[17]其實,珠三角文化如何發展,中國文化如何發展,亞洲文化如何發展,都是相關而且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
 
  (2010-1-3)
  (深圳市特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總監、研究員)



  [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2/20/P200902200261_print.htm
  [2]見國家發改委2009年1月8日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之“前言”部分。
  [3] 根據《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港澳有獨立的規劃權,中央不能干預。
  [4] 同注1。
  [5] 當時曾由廣東省文化廳等單位牽頭研究制定珠三角文化發展戰略,后因種種原因未能出臺,本人曾參與課題組。
  [6] 參閱“粵港澳文化資訊網”:http://www.prdculture.org/show_article.php?BAS_ID=2293
  [7] 參閱:http://www.prdculture.org/show_article.php?BAS_ID=2293
  [8] http://www.prdculture.org/show_article.php?BAS_ID=2293
  [9] http://www.prdculture.org/show_article.php?BAS_ID=1091
  [10] 參閱陳廣漢等著:《粵港澳經貿關系走向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11] 毛少瑩:《中國文化政策30年》,參見:http://www.ccmedu.com/bbs35_75790.html
  [12]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三>,《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3卷第461頁。
  [13]袁偉時:《中西文化論爭終結的內涵與意義》,載《炎黃春秋》2005年第2期。
  [14] 毛少瑩:《中國文化政策30年》,參見:http://www.ccmedu.com/bbs35_75790.html
  [15]有關詳細內容參見“規劃綱要”全文第九部分(發展社會事業)之(五)建設和諧文化。http://news.qq.com/a/20090108/000727.htm
  [16] 見2009年1月8日國家發改委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第(五)部分。
  [17] http://www.accfhk.org/zh/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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