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共文化政策看文化管理類學科的構成
2015年11月12日
摘要:文化政策是文化管理的重要手段。由于公共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價值所作的權威性分配”,公共文化政策全面涉及文化的各個具體領域,分析公共文化政策的范圍界定、目標選擇和政策類別,有助于我們確立文化管理類學科的具體構成和主要研究方向。

關鍵詞:公共文化政策、文化管理學

 

    近年來,隨著我國文化建設高潮的興起,文化管理與文化政策問題成為學術熱點,因應現實需要,各大高校紛紛設立文化管理類學科,開展相關研究和教學。但是,由于研究起步較晚,相關成果較少,很多基本問題有待分析討論。政策與管理有著密切的關系,制定政策的目的正是開展管理,成熟的管理經驗和做法,往往固化為政策措施得以長期執行。諾貝爾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 指出:管理就是制定決策。因此,本文擬從分析公共文化政策的范圍界定、目標選擇和一般類別的角度,對文化管理學的學科構成提出自己的思考。

  •    一、 公共文化政策的界定、范圍和目標

    公共文化政策問題的研究,屬于公共政策學(政策科學或政策分析)范疇。公共政策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首先在西方興起的一個全新的跨學科、應用性研究領域。正如我國著名公共政策研究學者陳振明教授所指出的:政策科學以其一系列獨特新穎的范式以及它對于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而備受各國學界和政界的共同關注,公共政策學的出現甚至被說成是當代西方政治學和行政學乃至整個西方社會科學的一次“革命”。[1]公共政策學經歷了20世紀50-60年代的初創、70年代的發展、80年代的自我批判與完善,90年代后進入一個拓展新的研究方向的時期,成為當代國外社會科學及管理科學的一個重要而充滿活力的新領域。其中,文化政策就是公共政策一個新興研究領域。文化政策與文化管理的學科化,大約始于上世紀80年代的歐洲,至今仍未成熟,隨著文化、文化政策在當代社會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提升,文化政策研究日趨獨立而活躍。[2]

    就我國情況看,公共政策學自上世紀80年代初引入之后,無論是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還是實踐應用,都獲得了快速的發展,但是,總體看,我國公共政策學的研究與教學還處于起步階段、中國公共政策存在學科分化程度低、公共政策學的分支學科尚未建立等問題。[3]其中,公共文化政策學研究尤為滯后,較為有影響的僅有胡惠林先生的《文化政策學》等少量的著作,文化政策領域常常是“實踐推著理論走”,加之國情特殊,較之其他社會政策,如教育、醫療衛生、社會福利政策等,我國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及其學科化仍處于創立和拓展階段。

    (一)文化的“操作性定義”

    作為一個內涵豐富、“與時俱進”發展變化的大概念,關于“文化”的界定很多,本文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從管理的角度來看待“文化”。從公共管理的歷史看,“文化”成為政府施政領域是一件比較晚近的事。根據福柯的考證,歐洲大約遲至16世紀,才提出了所謂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問題,“如何管理自己、如何被管、如何管別人、誰可以管理民眾、如何成為最佳的管理人選”是政府治理最初考慮的幾個基本問題。[4]因此,雖然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公共文化政策可以追溯到1902年英國頒布的教育法案,其中規定了小學生課程要納入參觀博物館的項目,[5]但是多數文化政策研究者將更晚近些,即1959年法國成立文化部,才視為政府將文化領域納入公共管理范圍的標志。換言之,公共文化管理機構的體制化建構是從上世紀50至60年代才陸續開始的。

    此后,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領域的分化,文化在人們日常生活和國際文化競爭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基于文化管理的需要,各國或國際文化組織開始嘗試從便于行政職權劃分、行業數據統計分析等角度,建立一種的新的文化定義,這可以稱之為一個對文化的“操作性定義”,這類定義,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文化統計框架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早于1986年開始擬定文化統計框架,并嘗試對“文化”給出一個便于操作的定義。1986年教科文組織推出的文化統計框架,將文化統計的范圍劃分為10類,即:文化遺產、出版印刷業和著作文獻、音樂、表演藝術、視覺藝術、音頻媒體、視聽媒體、社會文化活動、體育和游戲、環境與自然。2009年,該組織在2001年對文化提出的定義的基礎上,再次推出一個新的框架,認為文化包括6個關鍵領域,即:文化與遺產、藝術表演與節日、可視藝術、手工藝與設計、書籍出版、視聽與數碼媒體;以及兩個擴展領域:體育與休閑、旅游。[6]

    我國國家統計局新發布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2012)》,也提出對“文化及相關產業”的一個操作性定義:“本分類規定的文化及相關產業是指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產品和文化相關產品的生產活動的集合。”其范圍包括:“(1)以文化為核心內容,為直接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而進行的創作、制造、傳播、展示等文化產品(包括貨物和服務)的生產活動;(2)為實現文化產品生產所必需的輔助生產活動;(3)作為文化產品實物載體或制作(使用、傳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產活動(包括制造和銷售);(4)為實現文化產品生產所需專用設備的生產活動(包括制造和銷售)。” [7]根據上述統計分類框架及相關內容,我們可以比較直觀地把握在文化行政管理、行業統計等過程中“文化”具備的“操作性”內涵。

    上述“操作性”的文化定義,更多從行業分類的角度界定文化,便于對文化的分類管理,但未對文化的豐富內涵和作用給予足夠的重視或闡述,有一種“權益之計”的嫌疑。考慮文化具有特殊的精神屬性,難以“操作把握”、較“虛”,這樣的定義方式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二)文化政策與公共文化政策

    基于上述對文化的“操作性定義”。公共文化政策涉及了文化管理的方方面面。

    一般認為“政策”可泛指國家、政府等社會權威組織或其他機構、企業乃至個人為實現某一目標而制定的策略、計劃、辦法及其活動或執行過程。制定政策的原意是利用時機、克服障礙,以實現某個既定的目標,可見,政策是一般意義上的管理工具,各類政策手段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公共政策”與“政策”有所不同,傳統的“政策”概念,可被廣義理解為“在某一特定環境下,個人、團體或政府的有計劃的活動過程”。[8]政策的主體,可以是個人、團體、企業、政黨等。近代以來使用的“政策”,其實大多是一種“政黨政策”,如《辭海》中對“政策”的定義是“國家、政黨為實現一定歷史時期的路線和任務而規定的行動準則”。而“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則是具有“公共性”的政策。根據陳振明等學者的總結,“公共政策”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公共政策由特定的主體,即由國家或政府、執政黨及其他政治團體所制定和執行,政策體現了上述主體的意志,與個人、企業等做出的決定不同,它具有法定的權威性。第二,公共政策具有特定的價值取向,要實現特定的目標或目的,具有明確的方向性。第三,公共政策表現為由一系列行為所構成的行動過程,是政府為解決特定的社會問題及調整相關利益關系而采取的政治行動過程。第四,公共政策是一種行為準則或行為規范。政策總有具體的作用對象或客體,它規定對象應該做什么和不應做什么;規定哪些行為受鼓勵,哪些行為被禁止。政策規定常帶有強制性,它必須為政策對象所遵守。”[9]總之,公共政策是政府等權威部門有選擇的管理行為、體現了明確的政治價值取向和對社會公共利益的權威性分配,具有權威的地位及普遍的效力。[10]

    可見,“公共政策”是“政策”的一個特殊類型,作為一種現代政策類型,它是伴隨現代政府的產生而出現的。戴維·伊斯頓指出,公共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價值所作的權威性分配”。[11]公共政策是政府為實現某一目標而制定的謀略;公共政策是管理部門為保證社會或某一區域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的行動計劃或方案。換言之,所謂“公共政策”,即社會公共權威組織在特定情境中,為達到一定目標而制定的行動方案或行動準則,用以規范和指導有關機構、團體或個人的行動,其表達形式包括法律法規、行動規定或命令、國家領導人口頭或書面的指示,政府大型規劃、具體行動計劃及相關策略等。

    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政策可追溯的歷史很長。[12]廣義的文化政策是指某一社會共同體,包括政府、部門或企業等社會實體為實現其目標而制定的措施,還可以是人們處理文化事務的日常行為中所體現出來的“事實上的政策”,因此,它被視為“指導某一社會共同體處理文化事務的價值和原則”。具體來說,文化政策是一國政府對于文化藝術、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物博物等領域進行行政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制度性的規定、規范、原則和要求的總成,是有別于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等其他領域的一種政策形態。[13]

    目前常見的對文化政策的界定中,一般并不嚴格區分“文化政策”與“公共文化政策”。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67年召開的“24國文化圓桌會議”,得出的一個關于文化政策的“最低限度的定義”:文化政策應該是指一個社會為了迎合某些文化需求,通過該時期可以取得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最優化調動,因而制定的有意的、特定的措施,以及干預的或不干預的行動的總和。[14]我國學者胡惠林認為,“文化政策是文化的政治表現形態,是國家形態下人類有意識的、自覺的文化統治行為和文化政治行為,反映的是一定階級的文化權益、愿望、要求和目的,體現的是國家的文化意志”。“文化政策作為階級和國家管理意志在文化領域里的集中反映,它是一定的階級和國家、一定的政黨和社會利益集團運用文化自我規范的客觀規律,為實現一定歷史時期的文化任務和文化目標而規定的文化行為準則和行為方向,是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在文化利益分配領域中的政治表現和統一。”[15]

    在區分公、私領域,實行憲政法治、推行市場經濟的社會條件下,政府是有限政府,其可以干預公民文化生活的范圍是有限的,政府的文化職能“只限于使用公幣、公共場地進行或受到法例管制的文化活動,即‘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的范圍,在公共文化之外,政府能做的,一般只是在關鍵時刻,做道德與品味的表率,間接帶引市民的文化修養”。[16]換言之,文化領域和其他領域一樣,有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政策”及“公共文化政策”之分。所謂“公共文化政策”,即社會公共權威(通常是政府)在特定情境中,為達到一定的文化目標而制定的行動方案或行動準則。其作用是規范和管理公共文化事務,指導有關文化機構、團體或個人的行動,其表達形式包括法律法規、行動規定或命令、國家領導人口頭或書面的指示,政府大型文化規劃、具體行動計劃及相關策略等。常常表現為國家或地區的重要領導講話、文化規劃、文化法規、文化經濟政策等多種形式。[17]

    其中,文化法規是關于文化藝術、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物博物等文化領域的國家或地區性法規。文化法規屬于公共文化政策的一種,或者說是經過立法機構認可了的、具有法律權威性的文化政策。為維護文化政策的穩定性和權威性,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將其法律化,也就是文化立法。總的來看,文化法規為保護文化遺產、維護文化秩序、規范文化行為、資助文化藝術等提供著必不可少的法律保障。如法國于1913年頒布的《歷史古跡法》;美國于1965年頒布的《國家藝術及人文基金法》;我國于199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等。隨著文化全球化的加速,具有國際法意義的文化類國際公約也日益增多,如聯合國大會于1966年通過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5年頒布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等,促進了全球文化政策的興起。[18]

    (三)公共文化政策的目標

    總結當代文化政策實踐,公共文化政策的目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總體目標:以文化發展為中心,充分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凝聚核心價值觀,引導國家或地區社會全面發展,提高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認同感、文化凝聚力和創造力。

    第二,對外文化政策:應對全球化挑戰,一方面要積極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和國家文化利益,保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另一方面要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包容,促進不同文化的和諧共存。

    第三,對內文化政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提供公共文化服務,尊重、保護和促進公民的各項文化權利,包括文化創作和表達自由的權利,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權利,以及參與文化活動、文化成果獲得保護的權利。

    充分認識藝術教育在提升公民綜合素質、生活質量以及培養公民創造力等方面的綜合作用,普及基本藝術教育,發展高等藝術教育。

    以公共財政直接資助或鼓勵社會資金投入的方式,保障和促進藝術創新,保障和促進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

    第四,文化遺產保護:保護和開發物質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弘揚民族優秀文化,保護文化的多樣性。

    第五, 促進文化與經濟的融合:充分認識文化創意產業在提升國家和地區的綜合實力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勵和扶持本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發揮其在創造財富、提供就業等方面的作用。[19]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藝術表達和文化內容多樣性文化公約草案初稿》中將文化政策的目標概括為如下九大方面:[20]

    1、通過文化策略引入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政策來促進社會整體發展:包括交叉部門的政策和地區發展計劃;

    2、支持創新和公民參與文化生活:都市文化政策,適應青年和老年人文化需求的策略;

    3、維護和保護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文化景觀、工業遺產或旅游方面新的遺產目錄的確認;口頭傳說和傳統表演藝術的注冊;改善文化遺產的科學維護;在都市和地區發展計劃中保護具有文化意義的建筑、遺址和景區;

    4、促進多元化,信息社會中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促進媒體的多元化;發展在公共廣播、電視和互聯網方面的社區、少數民族和語言的服務;建立數字化檔案、博物館、圖書館,以便公民接觸相關文化內容;運用新媒體技術為兒童提供教育和培訓;推進關于文化與其(通過新的電信服務和媒介的)傳播之間關系的研究;促進正規和非正規教育中的文化內容,以及母語和外國語言的學習;

    5、推進青年人間的文化:增進并增強兒童和弱勢群體接受特殊的教育和文化需要的權利;鼓勵青年一代欣賞現存的文化表達形式和文化內容的多樣性;包括他們作為社區或公民組成部分的表達;

    6、增強文化產業:制訂國家的專門人才、文化行政管理人才和經營人才的培訓計劃;通過保護和增進創造者的權利來扶持藝術家、設計人員和手工藝者;

    7、增強和扶持新興的和傳統的傳媒:支持傳媒在當地或全國的生產和發行;發展創新基金系統,促進私人與公共媒體之間首創精神的互補;支持接觸新技術;

    8、改進文化政策的國際合作和研究:支持發展中國家鞏固其文化制度,培訓文化專業人才;鼓勵民間的和專業的文化政策研究網絡的發展,增進文化部長在地區和國際層面上的磋商和合作;

    9、動員更多的人力和財政資源發展文化:增加文化發展的投資;拓展文化活動的財政來源;促進文化發展的企業資助;發展公共捐助和能帶來其他收入項目的文化制度。

 

    二、公共文化政策的類別與文化管理學的學科構成

    (一)公共文化政策的類別

    公共政策可根據不同的角度進行分類,如按其在政策體系中的重要性分為“元政策(政策的政策)、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按政策形式可分為“實質性政策和程序性政策”;按功能分為“分配性政策與再分配政策”、“管制性政策和自我管制性政策”、“物質性政策和象征性政策”、“涉公政策和涉私政策”等;按政策主體行政層級的不同分為“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按政策是否成文分為“成文的政策”和“不成文的政策”;按具體政策涉及的領域區分,如在文化領域可分為“文化藝術政策”、“新聞出版政策”、“文化市場管理政策”等。[21]

    這里,我們根據文化政策的不同目標,來嘗試進行一種簡易的文化政策分類,將文化政策大致分為如下類別

    1文化發展的總體政策:如文化發展戰略、方針、原則、大型文化規劃、各種都市文化發展計劃等;

    2、文化行政管理類的政策:包括文化管理架構的設立、文化事權的劃分、文化組織的等級注冊、文化經營許可證的審批、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配套政策等;

    3、公益性文化服務政策(公共文化服務政策):包括公共圖書館政策、公共博物館政策、文化遺產保護政策、藝術教育政策、語言文字政策、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公共文化設施政策、非營利文化組織的扶持資助政策等;

    4、非(準)公益性文化經濟政策(文化產業政策)——經營性文化產品生產和服務行業政策,包括文化市場準入政策、文化投融資政策、國家重點引導鼓勵的文化產業類別及其優惠政策、文化市場監管政策、對外文化貿易政策等;

    5、高雅藝術、專業研究及創作的政策:包括文藝創作、社科研究等的指導性政策、文化藝術贊助條例、人文社科基金的設立和使用、非營利文化組織的扶持資助政策等等。

    由于國情不同,世界各國公共文化政策的類別有一定差異。就我國情況看,按照目前的文化行政管理架構,我國的公共文化政策大致分為以下11類:

表1:我國公共文化政策分類表

 

    1、文化行政管理政策(文化管理體制/機制/改革/分權);

    2、文化藝術政策(文學、表演藝術、視覺藝術等高雅藝術的創作、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內容導向/財政資助/藝術家地位、福利);

    3、新聞出版政策(內容導向/行業準入/資源分配/知識產權保護);

    4、廣播影視政策(內容導向/行業準入/資源分配);

    5、圖書館政策(財政資助/服務標準);

    6、文物保護及博物館政策(民族文化遺產保護/財政資助/服務標準);

    7、群眾性文化館(站)政策(基本文化資源的均等配置/社區營造);

    8、互聯網政策(內容導向/行業準入/資源分配/知識產權保護);

    9、文化經濟政策(文化資助/稅收優惠/文化捐贈/文化基金會);

    10、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文化娛樂業/新聞出版/廣播電視電影/文化稅收/文化貿易/文化會展/公共信息平臺/公共技術平臺/產業園區等);

    11、文化市場監管政策(文化審查/文化稅收/文化市場公平等“橫向”全面涉及歌舞娛樂/圖書出版/知識產權交易/網絡服務等所有文化市場領域)。

 

    當然,由于文化問題的復雜性,公共文化政策與其他類別的公共政策存在很多交叉,另外一些未納入文化政策系統的其他政策,如公共教育政策,因其富有文化內涵,影響文化生態,也可視為廣義的文化政策。

    (二)文化管理學科的主要構成

    “管理”,由“管”和“理”兩字組成,其中“管,原意為細長而中空之物,其四周被堵塞,中央可通達。使之閉塞為堵;使之通行為疏。管,就表示有堵有疏、疏堵結合。所以,管既包含疏通、引導、促進、肯定、打開之意;又包含限制、規避、約束、否定、閉合之意。理,本義為順玉之紋而剖析;代表事物的道理、發展的規律,包含合理、順理的意思。管理猶如治水,疏堵結合、順應規律而已。所以,管理就是合理地疏與堵的思維與行為。”[22]一般認為,“管理”指通過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及創新等手段,結合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資源,以期高效的達到組織目標的過程。

    研究文化管理的目的,即在于充分運用各種管理理論和管理工具,促進文化的發展與繁榮。換言之“文化管理指所有會影響文化事業分工成果的實踐與維持之各種操控……文化管理要保障和穩固文化與藝術所仰賴的周邊條件,而不直接參與其創作。文化管理本身并不生產、制造藝術與文化,而是促進其創作。這樣一個生產過程,是依照許多管理學理論的規范來進行,換言之,即為計劃、執行與控管。” [23]“文化管理學”即對文化活動管理的一般原理、經驗與方法的科學總結。文化管理學建立在文化管理實踐的基礎上,反過來,文化管理學的理論成果,又可以進一步指導文化管理實踐,促進文化管理水平的提升。

    依照“管理”的一般定義,根據上述公共文化政策分類的啟示,文化管理類學科的主要構成可以分為:

    1、文化戰略學:主要研究國家、城市或地區文化發展戰略和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一般包括文化發展戰略、文化規劃、公共文化政策研究等內容的研究。

    2、文化行政管理學類:主要研究政府機構對國家及地方各類文化事務的管理,大體上對應于國外的公共文化管理研究或文化政策學研究。一般包括各級政府公共文化管理職能研究、公共文化組織管理問題研究、公共文化部門規劃、公共文化部門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政支出管理、信息資源管理)、公共文化部門法治管理、社會文化組織管理等。涉及本文第一部分談到的多數文化政策的研究及各類文化法規的立法研究。

    3、公益性文化事業管理學類(含藝術管理):主要研究各類“純公益性文化事業”和“準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管理”。如公共圖書館管理、博物館管理、文化遺產保護(含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文化館及鄉鎮、社區文化服務等的管理;新聞出版事業管理;廣播電視事業管理;社科研究與人文學科研究管理等等;以及“準公益性文化事業”,如高雅藝術創作生產管理;民間傳統藝術傳承保護等的管理。上述兩類又可分為各類文化事業單位的行政管理研究、各類文化事業管理、文藝精品創作管理研究,文藝人才隊伍與院團建設研究、文化設施的建設與管理等等。此類管理,大體上與國外非營利組織的管理比較接近,但需要考慮中國國情的特殊性。

    4、營利性文化行業管理學類:主要指對各類文化企業的管理,大體上相當于國外的工商管理。與一般工商管理不同的是,文化企業的管理,需要考慮文化的精神屬性、文化價值觀的引領作用,而不是純粹從市場需求、經濟效益來考慮問題。

    上述各類文化管理學科,均涉及文化管理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際應用性研究。包括:文化管理哲學、文化人類學、文化社會學、藝術學、決策理論、組織理論、信息管理學,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管理方法上,也必須綜合運用發展戰略制定、成本控制、績效評估等基本方法,以實現對文化活動的科學評價、監控、預測、優化等。

    考慮我國現行文化管理架構及其發展需求,我國文化管理學學科體系應包括的學科主要有(下述學科有的是傳統學科、有的是新興學科,其命名和內容均需進一步研究確定):

    1.文化戰略學;

    2. 文化哲學;

    3.文化政治學;

    4.文化經濟學;

    5.中外文化史;

    6.文化行政管理學(公共文化管理學);

    7.公共文化政策學;

    8.法學;

    9.公共文化事業管理學;

    10.公共文化服務學;

    11.文化產業管理學;

    12.文化財政學(含預算管理、支出管理等);

    13.公共文化組織管理學(含國辦文化事業單位及民辦非營利文化組織管理);

    14.文化企業管理學;

    15.文化市場管理學;

    16.新聞出版管理學;

    17.廣播事業管理學;

    18.電影事業管理學;

    19.公共圖書館事業管理學;

    20.文物事業管理學

    21.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學

    22.博物館事業管理學;

    23.群眾文化事業管理學;

    24.互聯網文化管理與政策;

    25.文化統計學;

等等。

    總之,文化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密切相關,作為一門跨多個學科、綜合性及應用性都很強的新興學科,文化管理學應緊密結合文化管理和決策需求,在具體的文化實踐和學科建設中,不斷充實其內容,發展其研究方向,以適應文化經濟政治日漸一體化的人類社會發展大勢,并充分發揮出文化對發展的引領作用。

 

(2014年11月)

     毛少瑩:深圳市特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總監,研究員。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專家委員會委員,深圳大學兼職教授。



    [1] 陳振明:《中國公共政策學研究的現狀與未來》(代序),載陳振明編著:《公共政策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2] 關于文化政策研究的興起,參閱胡惠林:《文化政策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毛少瑩:《公共文化政策的理論與實踐》,海天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7頁。

    [3] 陳振明:《中國公共政策學研究的現狀與未來》(代序),載陳振明編著:《公共政策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4] 參閱(法)福柯 著,錢翰,陳曉徑 譯:《安全、領土與人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 Toby  Mill/George Yudice 著,蔣淑貞 馮建三譯:《文化政策》,(臺灣)巨流圖書有限公司與國立編譯館合作翻譯發行2007年版,第6-7頁。

    [6] http://www.tctj.gov.cn/art/2012/7/11/art_2125_160326.html

    [7] 關于文化分類,本書第七章有相關詳細介紹。

    [8]  [美]J.E.安德森:《公共決策》,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頁。

    [9]  陳振明:《公共政策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頁。

    [10]  陳慶云:《公共政策分析》,中國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

    [11]  轉引自張金馬《政策科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頁。

    [12]  我國文化機構和政策可以說早在商周時代就已經出現,如據《周禮》記載,商周時期就已形成以“大司樂”為首腦的音樂機構,人數達千人以上,分設官吏進行管理。參看黎國韜《古代樂官與古代戲劇》,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頁。西方也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出現文化管理機構和政策措施,如雅典城邦政府直接組織管理戲劇的創作、演出等。參看廖可兌《西歐戲劇史》,中國戲劇出版社1981年版,第2頁。

    [13]  胡惠林:《文化政策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

    [14]  原文是:“Cultural policy’ should be taken to mean the total of the conscious and deliberate usages action or lack of action in a society ,aimed at meeting certain cultural needs through the optimum utilization of all the physical and human resources available to that society at a given tine.” Cultural Policy, A Preliminary Study(Paris:UNESCO,1969),p.10,轉引自何志平、陳云根《文化政策與香港傳承》,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5頁。

    [15]  胡惠林:《文化政策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10頁。

     [16]  何志平、陳云根:《文化政策與香港傳承》,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5頁。

    [17]  毛少瑩:《公共文化政策的理論與實踐》,海天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頁。

    [18]  毛少瑩:《文化全球化與文化的全球主義的興起》,載張曉明等主編《中國文化產業藍皮書》,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19] 參看陳鳴《西方文化管理概論》,書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09頁;毛少瑩:《公共文化政策的理論與實踐》,海天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頁。

    [20] http://www.unesco.org

    [21]  參看張金馬《公共政策分析》,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頁;謝明:《公共政策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3—40頁。

    [22] 張俊偉:《極簡管理——中國式管理系統》,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頁。

    [23] (德)維納.漢利希等著:《文化管理A-Z》,吳佳真等譯,(臺灣)五觀藝術管理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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