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簡·雅各布斯城市規劃思想談歷史遺存保護
2015年11月12日
摘要:簡·雅各布斯的城市規劃思想自其經典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于1961年誕生以來,深深地影響了西方好幾代城市規劃師,卻遲至2006年才在華文世界出版。本文試圖通過對簡·雅各布斯城市規劃思想的引介,以及考察香港民間組織運用雅各布斯的思想和抗爭行動,成功保育了灣仔一級歷史建筑藍屋的案例,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來看合理的歷史遺存保護可能對城市產生的多贏局面,期望從中能給我國正在進行的歷史遺存保護和城市更新方案提供啟示和借鑒。

關鍵詞: 雅各布斯,歷史遺存,城市更新,城市多樣性

 

    對于正在進行急劇社會變革的中國而言,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對于現代城市的想象都是以經典的現代主義城市規劃者提出的未來城市生活為藍圖。這種將城市進行地段分隔,以垂直、高密度的一體化高樓為核心,以直線、直角、統一化、絕對準確的現代主義機械美學為向往的城市建設,往往在其熱烈的理想主義藍圖之外,伴隨著對原有住宅、建筑一系列的簡單粗暴的拆遷。在這個用“推土機方法”進行的城市更新過程之中,即便是具有歷史文物價值的建筑也常常難以幸免。

    關于歷史遺存的保護和城市因發展而帶來的空間更新、街區再造之間的矛盾,一直以來是困擾城市管理者、城市規劃者和設計者們的大難題。隨著現代化建設前期以經濟指標為唯一考量,以GDP增長為唯一動力的城市發展弊端逐漸顯現;隨著由粗暴的拆遷造成諸多歷史遺存無可逆轉地永久性消失的代價被不斷地批判、反思,在當前的形勢下,歷史遺存的保護如何能夠和城市更新、街區再造等議題有機、創意地結合起來無疑給我們每一個真正關心城市發展的人帶來了新的挑戰。

    當然,這種挑戰并不只有我們才會遇到,關于城市規劃和城市更新,在西方發達國家很多大都市早已經歷了多年的探索、實踐和爭論。在這些爭論當中,最具有革命意義的是簡·雅各布斯對正統的城市規劃理論提出的質疑和批判。在雅各布斯歷經半個世紀依然歷久彌新的偉大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她對自埃比尼澤·霍華德(Ebernezer Howard)提出“花園城鎮”運動以來,歷經路易斯·芒福德、帕特里克·格迪斯、凱瑟琳·鮑厄、克萊倫斯·斯坦恩、雷蒙德·昂溫這些正統的城市規劃理論家們發揚的“非中心主義”的城市規劃思潮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在她看來,這些對遠離市中心的自足的花園、郊區的向往,實質上是一種“家長式的行為”方式,“一筆勾銷了大都市復雜的、互相關聯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1],他們“認為好的規劃是一些列靜態的行為;在任何情況下,規劃都必須要預見到日后需要的一切”[2]。以雅各布斯自己對城市的細致觀察而論,這種城市規劃理論更多是處于個人角度的“想當然”,完全不顧及城市里每天都在發生的活生生的“生活”,并對“城市到底是怎么運轉的”這一實質性問題“除了謊言,它什么也沒有說”[3],結果在這種思想下進行的城市規劃,不僅沒能讓城市應有的活力得到發展,反而摧毀了城市。事實上,早在寫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之前,雅各布斯在哈佛大學一次城市規劃的學術會議中就做了題為《城市是屬于人的》(Downtown Is for People)的演講,刊登在《建筑論壇》上,引起轟動。可以說在這篇文章中,雅各布斯關于城市規劃的思想已經基本確立,正是在“城市是屬于人的”這一基本價值觀念上,雅各布斯通過來源于生活的觀察以及尊重事物本來樣貌之實事求是的精神,發展了她一整套關于城市運轉、城市規劃的理論。

    雅各布斯的城市規劃思想,曾被正統的城市規劃大師、有“紐約總設計師”之稱的羅伯特·摩西斯視為垃圾,并在退還出版社寄來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贈書時附上了一封言辭激烈的信,建議“把這廢物向其他人推銷吧”。然而,正如中國的俗話“有理不在聲高”,歷史終將通過事實來證明真理和力量。《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經過歲月滌蕩、潮流婉轉,不僅50年來影響了數代規劃師,而且其原本挑戰的“正統”城市規劃學術圈也將其奉為經典,成為麻省理工、哈佛等美國頂級大學建筑系、規劃系學生的必讀書。在城市規劃實踐上,雅各布斯當年在完成了她的經典著作之后,更是成功地推翻了由羅伯特·摩西斯于60年代初負責的下曼哈頓快速道路。這項計劃構想了一條自曼哈頓西哈德遜河橫跨至東邊的東河高速公路,而如果該計劃得以實施的話,那么如今曼哈頓小意大利區和蘇荷區就不可能有今天繁盛興旺、欣欣向榮的面貌。

    雅各布斯針對大城市的規劃思想可以概括為:城市是屬于人的,因而城市的活力取決于生活在這里的人能夠如何使用它;只有當城市、城市中的社區、街道能夠滿足人們生活的多樣性需要時,才能聚集人氣、構建起有機的人際網絡,才能使人們聚居的區域擁有活力。為了實現這個多樣性、人本性的基本宗旨,她開出了幾項具體的處方和原則:人行道的混雜用途、建筑的多樣性、人流的密度和小街段的必要。關于這幾點,雅各布斯在書中鄭重注明:“這四個條件的必要性是本書一個最重要的觀點。這四個條件的結合能產生最有效的經濟資源。”[4]

    尤為可貴的是,與紙上談兵的烏托邦暢想者相比,雅各布斯不僅具有務實地觀察生活的智慧,更具有身先試行、作為行動分子投入到改變現狀之公共運動中的果敢和勇氣。她不僅成功地反對了一項于華盛頓廣場公園擴建道路的計劃,推翻了羅伯特·摩西斯負責的下曼哈頓快速道路……更為城市規劃的抗爭運動提供了極具參考性的模式,“包括建立聯盟、集會、請愿、撰寫信件、向市長作熱烈演說、運用傳媒力量以至訴諸法律行動等,并從純粹的保衛戰爭(defensive protest)發展至有公民參與的主動性規劃(proactive planning)。”[5]

    雅各布斯的思想和行動影響了很多國家的城市,并取得了無數成功的例子。而其1961年面世的名著《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傳入中國的時間卻晚了45年,直到2006年雅各布斯去世時才被譯成中文,現身華文出版界。香港作家潘國靈在《第三個紐約》一書中提到簡·雅各布斯時,還慨嘆香港爭取保留利東街的“H15啞鈴方案”只是標志著一個開始,盡管“H15啞鈴方案”最終失敗,灣仔老街利東街還是沒能逃過“推土機”的劫數,但所幸,正是有了這個艱難、偉大的“開始”,才有了后來灣仔老區石水渠街上“藍屋建筑群”保育的成功。

       下面,我將以藍屋保育運動為例,考察其取得成功的艱難歷程,試圖探討根據雅各布斯的思想進行歷史遺存保護的思路及其所可能取得的多贏效果。

 

                         藍屋保育運動始末

    藍屋,有八十多年歷史,是香港灣仔地區碩果僅存的完整戰前唐樓,也是灣仔地區唯一一座一級歷史建筑。以藍屋為代表的歷史建筑群,還包括黃屋、橙屋、綠屋和毗鄰的一小片空地及周圍的街道網絡。建筑群位于石水渠街,這條街名的來由是八十年前,這里真有一條從山上匯集雨水順勢而下的大水渠。使藍屋更具有歷史意味的是,這座唐樓的前身,是建于1867年的華佗醫院,為小區居民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被認為是香港第一間由華人創辦的醫院。醫院營運至1886年,翌年改為華佗廟,一直到1929年。華佗廟后為黃飛鴻徒弟林世榮侄兒林祖開設的武館取代。至1960年代林祖的武館再改為其兒子林鎮顯的醫館。到了20世紀,藍屋改建為四層樓高的建筑物,先后用作中學(包括“一中書院”,為灣仔地區第一家英文中學)、義學(鏡涵書院)、商會會址、醫館和民居。

    從建筑特色上來看,藍屋是香港少數擁有露臺建筑的唐樓。所謂唐樓,是19世紀華南一帶于香港盛行的建筑風格,特別用來區分中國人與外國人居住的樓房。藍屋朝向石水渠街一邊的單位,房間設有單邊支撐的懸臂式結構露臺,是當年在力學上較為大膽的設計,既是唐樓外觀上最突出的部分,亦營造了“家”與“街”交流的公共空間,有利于街坊居民交往,提升小區凝聚力。

    作為一座有著悠久歷史記憶和文物意義的建筑,藍屋還曾是香港著名電影《無間道2》和《歲月神偷》的取景地。

    起初香港房屋協會宣布與市建局合作,打算斥資一億元共同活化藍屋。按照他們擬定的計劃,把所有住宅收回,安置及補償30個住戶,然后將物業進行修復和改建,并將其發展成茶室、水療、中醫館和可唱大戲的公園等主題旅游景點。

    然而這一計劃是在灣仔區議會及居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擬定的,其提出的“活化”方案也遭到了議員及居民的反對。按照議員及居民的說法,“活化”這兩個字實在是不把本來生活在藍屋的居民放在眼里,藍屋并不是被廢棄的舊屋,里面住著活生生的人,不需要“被活化”,更不需要把一些與藍屋沒有關系,旨在賺錢的東西(如唱戲、水療)沒頭沒腦地塞進來。

    面對搬遷,藍屋居民中可以說有人歡喜有人愁。藍屋樓齡高,設備簡陋,沒有廁所,有的居民高興終于可以獲得安置住上公屋,但也有人不想離開,擔心租金昂貴,環境不適,寧愿留守小區。于是區議員們開始思考,能不能在這個街區更新的過程中,做到“留屋也留人”?

    于是,在幾位區議員的聯絡下,圣雅各布福群會作為主要參與方,與區議會文化康體事務委員會合作策劃“保育藍屋運動”。這個活動的目標,是邀請藍屋居民、石水渠街坊和商鋪、專業人士共同探討延續藍屋建筑生命力的方案。

    在這些志同道合的工作者們看來,“建筑群的生命力”,就是街坊在舊建筑中的原有生活方式,即讓街坊本身、人的故事、對建筑物的歸屬感等元素,構建保育的整體價值,并在這過程中建立無形和無價的社會資本,以此推動小區的可持續發展。

    不過,在這個新的方案執行過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灣仔區議會在2007年底換屆后,對藍屋的態度有變,并不完全認同“留屋留人”的方案。于是“保育藍屋運動”中,前一屆灣仔區議會在促成各方保育藍屋的討論之后,就基本退出,該方案開始由地區團體接力。這些團體包括:圣雅各布福群會的社工、關注小區文化的學者和小區組織者、香港文化遺產基金會的專業人士、還有義務建筑師和規劃師。

    在地方團體和居民協調配合和堅持下,此事引起了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的關注。她特意微服出巡,到藍屋的民間生活館與十多位居民閑聊。現場沒有社工,也沒有專業人士,只有十多位長者和中年街坊。通過這次當面交流,政府高層管理者直接了解了居民的心聲和愿望。最后,發展局決定不再由房協主導藍屋的更新,改為把藍屋撥入第二輪的“活化歷史建筑伙伴計劃”,并強調營運者必須邀請居民參與。經過十多個月的公開征求建議書,香港首個居民參與的活保育方案,得以正式通過。

 

                        藍屋保育成功的意義

    藍屋保育的成功,其實是很多民間主動參與城市規劃失敗之上的冰山一角。長期以來,香港的城市發展和諸多大城市一樣,也總是在拆拆建建當中進行著某種現代資本主義、消費主義邏輯下的重復。對于香港而言,填海、拆建已經成為了一種常規的城市發展模式。1993年清拆九龍寨城,1996年清拆調景嶺,2001年清拆最后一個市區寮屋大磡村,拆掉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在藍屋之前又清拆了灣仔的另一個老街區利東街。這些清拆過后的市區重建計劃,往往用來進行高級私人商業住宅的開發、旅游項目的開發等等,如上海街建立的朗豪坊,在大嶼山進行的旅游項目開發,甚至包括2005年開幕的迪斯尼。

    在這里,如何對經歷歷史風霜洗滌的城市老街區進行更新再造,如何對待現代大都市中為數不多的歷史老建筑,就不簡單的是一件拆、建的問題,而是這個城市的管理者、規劃者,如何認識歷史、如何認識自身、如何理解城市、以及如何想象這座城市的未來的問題了。

    簡·雅各布斯就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專門有一章論述“老建筑的必要”:“老建筑對于城市是如此不可或缺,如果沒有它們,街道和地區的發展就會失去活力。所謂的老建筑,我指的不是博物館之類的老建筑,也不是那些需要昂貴修復的氣宇軒昂的老建筑——盡管它們也是重要部分——而是很多普通的、貌不驚人和價值不高的老建筑,包括一些破舊的老建筑。”[6]灣仔的藍屋無疑就屬于這樣的老建筑,它不是那么富麗堂皇、氣宇軒昂,但是它作為香港為數不多、碩果僅存的完整的戰前唐樓,經歷時代的變遷,一直“存活”著,本身就說明了它旺盛的生命力,以及這個街區所具有的獨特活力。雅各布斯認為:“只要城市的地區具有活力,并且能夠回應居民的需要,那么這些變化就會在這些地方永遠延續下去。”[7]像藍屋這樣具有融洽的社區氛圍,成熟的人際網絡的老建筑,正是雅各布斯認為對于創造城市的多樣性非常必要的“老建筑”。

    參與藍屋保育運動的公共知識分子、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助理教授司徒薇提到:“聰明的、有水平的城市更新,是要有底線的,要注重可持續發展的,發展和保育不是對立的。我們要保育的,是城市的文化遺產,是城市的資本,將永遠為城市帶來利益,也為居住愛城市的人帶來生活品質,保育他們整個城市都將獲得好處。”[8]事實證明,“整個城市都將獲得好處”絕不是空談。藍屋的保育,帶動了整個社區的人文內涵發掘,豐富了香港的形象蘊含。藍屋在保育運動之后,建筑中的部分原住民繼續留住其中,另外還在底層開設了“灣仔民間生活館”,展出舊時香港民間的生活型態及日用品,并不定期舉辦各式懷舊展覽及會談,讓游客可一起融入藍屋的日常生活。另外,在藍屋周圍還矗立著橙屋、黃屋、粉屋,色彩繽紛,吸引眼球,成為現代摩天大廈掩映下的別一番風景,不僅吸引了各路慕名前來的游客,更讓隨意經過的不知所以的路人也有走近看看進一步了解的興頭。最值得一提的是,藍屋建筑群與周圍的北帝廟(香港最大的道觀)、南固臺、和昌大押以及茂羅街的綠屋等文化景點,目前已發展成為香港人文文化規劃區,為香港旅游開辟了一條富有人文蘊含的新路線,將產生難以估量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而發展局也準備以灣仔的人文歷史保護方式為范例,在全港推行。

 

                                 

    簡·雅各布斯的重要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經歷現代主義快速、高度發展的歐美現代都市在規劃失敗、街區衰落的反思中結出的碩果。事實一再證明,城市規劃、歷史保護、城市更新要想取得成功,充滿活力,就必須尊重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人。正所謂“城市是屬于人的”。

    從藍屋這個歷史保護、城市更新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各方勢力的艱難角逐和博弈。但更多的,是人們對單一的、以短暫的經濟目標為宗旨的城市發展方向的拒絕和更正。這種拒絕和更正要求我們破除千篇一律的城市形象復制,尊重城市的歷史、記憶和人際社會網絡;要求我們對城市的認識不再是一個可以任由填塞的容器,而是有著其本身復雜運轉邏輯的有機體。城市不是冷冰冰的各種建筑、鋼筋水泥的堆砌,而是有人的溫度、痕跡、回憶和情感的家園。只有在這種尊重歷史、尊重人的需求上進行的歷史保護、街區再造才是真正有想象力、有活力、有未來和希望的城市更新;只有這樣發展的城市才能真正擁有可持續發展的無形資本。

    對于已經經歷了三十年高速發展的中國大都市來說,雅各布斯誕生了半個世紀的偉大著作雖然才剛剛引進,卻具有不可忽視、無可替代的啟發意義。

 

    袁園:深圳市特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參考文獻

    1、(加拿大)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M]. 金衡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2、潘國靈.《第三個紐約》[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3、(加拿大)道格·桑德斯.《落腳城市》[M].,陳信宏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4、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M].,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Edition, 2011

    5、張雨絲. 香港老街面臨拆遷 看城中人如何應對[J].南方都市報(2011-11-29),http://gcontent.oeeee.com/c/88/c88d8d0a60977545/Blog/0fe/fe3c84.html

 

 

 

 

 

 

 



[1] 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金衡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P15

[2] 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金衡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P15

[3] 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金衡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P19

[4] 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金衡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P136

[5] 潘國靈:《第三個紐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P119

[6] 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金衡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P171

[7] 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金衡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P177

[8] 張雨絲. 香港老街面臨拆遷 看城中人如何應對,南方都市報(2011-11-29),http://gcontent.oeeee.com/c/88/c88d8d0a60977545/Blog/0fe/fe3c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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